中苏论战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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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的。笔者论述了论战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基本是正确的,但随着论战的升级,论述了中共在看待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三和”问题、“两全”问题上发生了“转向”,加速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偏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文革”的发生有直接联系。
关键词:中苏论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转向
收稿日期:2009-12-04
作者简介:杜红娜(1984-),女,河南漯河人,哈爾滨师范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斯大林评价等问题引发的分歧起,直至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前后历时十年,史称“十年论战”。这场论战实质上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展开,而中共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后来中共发表的“九评”当中。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就是毛泽东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看法的总和,它是毛泽东全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较完整的体系。毛泽东杜会主义观是历史的产物,它以毛泽东确立的唯物史观,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选择科学杜会主义目标为起点,经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长期艰辛开拓和反复探索而逐渐形成的。中苏论战正式开始以前,特别是九评发表以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集中了苏联反思斯大林教训的成果,积极方面是占主导的。如: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指出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还很不完善。另外在文化建设方面,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提出以“双百方针”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方针。这些思想总体来讲是正确的。
但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随着中苏论战的升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发生了“转向”,特别是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是中苏论战的转折点,在接连发表的九篇文章中,不断强化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加速了毛泽东的“左”倾思想的发展,离开正确路线越来越远,推动了其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形成。可以说这时形成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中苏论战与毛泽东在看待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问题上的转向
中苏论战首先起因于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一意识形态的分歧最初是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开始的。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主要集中在1956年3月17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书记处会议到1965年底中苏大论战结束这一时间段内。期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从持“三七开”评价到全盘肯定,直至公开赞同个人崇拜,而苏联在继续坚持否定斯大林的思路,反对个人崇拜。
在对待斯大林模式问题上,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批判的同时,便积极开展了对这一模式的改革,例如:改革高度集中的工农业管理体制,扩大集体农庄、国营农庄、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权限;中共也开始‘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代表了这一探索的最初成果。毛泽东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问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党和非党关系等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并针对这十大关系提出了新的发展方针政策。《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但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有许多创新之处。此段时期,就改革思路和改革措施而言,中共与苏共并无原则上的根本不同。但随着论战的升级,以及波匈事件和国内“反右”运动的发生,使毛泽东曾经出现的闪光思想开始改变。在中苏大论战中、在“九评”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当作心中的社会主义,所以不允许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对苏联和南斯拉夫进行了批判,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就是指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也就是说毛泽东从突破斯大林模式‘转向’了趋同斯大林模式。
二、中苏论战与毛泽东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转向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里程碑。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八大明确指出:“当前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即八大指出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中共八大确立的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遵循的正确路线。它要求全党必须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从而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为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在中苏论战期间,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中苏双方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争论集中在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爆发,如果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前途如何,以及怎样看待核武器等问题上。在理论上,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双方的侧重点不同。苏共重点强调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中共重点强调世界战争有爆发的危险性,各执一端,都有片面性。在大论战中,毛泽东针对苏共过分渲染‘核恐怖’,从强调战争爆发的危险性和可能性,转向强调战争是一定要爆发的,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及任务的判断。
三、中苏论战与毛泽东在“三和”问题上的转向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合在一起作为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三个原则问题来讲,和平共处是赫鲁晓夫“总路线”理论的核心内容。赫鲁晓夫和苏共在二十大上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同时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引申为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来解决苏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既然国际上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能够实现,战争能够避免,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就能够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问题上开始是从持赞同态度,并肯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随着中苏论战的升级,转向认为“三和”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开始强调暴力革命。
四、中苏论战与毛泽东在“全民党”,“全民国家”问题上的转向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下称《正处》)的讲话,是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积极的理论成果,《正处》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科学阐明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理论;提出的“六条标准”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同时也提出以“双百方针”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方针。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度时期的有关论述,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苏联出现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它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是苏联“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对照国内情况,认为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从而提出了“大过渡”的论断,进而改变了《正处》关于我国矛盾理论的论述,由一般的批判“两全”转向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使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起来。此外,对苏联文化领域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导致对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批判。可以说,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日渐偏离正确轨道,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中苏论战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并对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它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在外交中必须正确的处理党际关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必须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着眼于自身的发展壮大,不必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无谓的争论;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更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今天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深化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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