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

时间：2021-07-10 20:01:5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毛泽东的一生，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从小时候受到母亲影响虔诚信仰佛教，到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善于汲取佛教思想的有益成分，到新中国成立后注意保护佛教界和佛教徒的合法权益，再到关注佛学和宗教问题的研究，毛泽东与佛教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对信佛往事和信仰经历的回忆
　　1949年冬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章士钊、符定一、刘斐、仇鳌等人时，回顾了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之后，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直到十月革命发生，马列主义传到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澤东还总结说：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不过，当我“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意志是很坚定的，当年有很多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
　　诚如毛泽东所言，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他的思想观念有着很大的影响。19世纪末，中国湖南，乡村农家，这样的时空背景，注定了毛泽东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儿童一样，浸染在儒释道的传统文化和信仰环境中。对儿时的毛泽东来说，最主要的影响，一是私塾的儒家文化教育，二是母亲信仰佛教的影响。这也是他自己后来常常谈起的话题。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从8岁到13岁，一直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主要是“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不过，少年毛泽东对儒家经典的兴趣不大，对孔夫子的印象也算不上好。据他的塾师毛宇居回忆，毛泽东“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让他日后能够“评古论今”“古为今用”，进而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相比较而言，少年毛泽东对神佛的态度，要比他对孔夫子的态度好很多。韶山地区历来有“信仰山佛”的社会风俗，毛氏宗族亦有信佛的传统。毛泽东母亲文七妹更是虔诚的佛教徒，对他产生了直接影响。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说，母亲不仅自己信佛很虔诚，而且“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由于父亲毛顺生“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所以毛泽东和他的母亲很伤心，并尝试让毛顺生转变态度，像他们一样信佛，但没有成功。1959年6月重返韶山旧居时，毛泽东指着堂屋正中摆过神龛的地方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他还绘声绘色地对乡亲们说起幼年时在外婆家“拜石观音为干娘”之事。
　　然而，跟随母亲信佛，毕竟有些“随波逐流”的味道。随着读书的长进、知识的积累，毛泽东不仅没有转变他父亲，自己也变得“敬鬼神而远之”。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韶山冲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位新教师，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是一个“‘激进派’教师”。当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时，引起很大争议。但是毛泽东却“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对此，萧三后来回忆说：“这人姓李名漱清”“他反对迷信，打菩萨，办学堂，劝人用庙产兴学。乡人都反对他。毛泽东同志却称赞他，赞同他的意见”。
　　对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的关注与见解
　　尽管毛泽东很早就转变了认识，不再信佛了，但他对佛教文化的兴趣一直没有中断。1917年暑假，他与萧瑜结伴外出“游学”时，专程前往湖南宁乡沩山的密印寺，与住持方丈讨论佛教在中国的组织问题以及佛学、孔子和老子。据曾任宁乡县委书记的张鹤亭回忆，1955年12月，毛泽东来湖南视察，与他谈话时提及与萧瑜游学沩山之事，并说：“沩山是个好地方，有个密印寺，要好好保护起来。”
　　住在密印寺的当晚，毛泽东、萧瑜就中国的宗教问题特别是儒释道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中国人可能有“宗教信仰”，但绝少发展到“宗教狂热”。正因为如此，儒释道等不同的宗教可以和平共存，中国历史上“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几个宗教能够和谐的共存，对国家来说，是很好的事情”。他们还谈到各大宗教不仅可以在中国社会和平共存，而且可以“和谐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萧瑜举例说，他家里既摆放着“刻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又悬挂着“一幅释迦牟尼佛的画像”，后来还在佛祖画像旁边挂上了“一幅背着十字架的耶稣画像”。萧瑜认为他家中的这个“宗教共和国”，生动地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状况。毛泽东也认为，这是中国“宗教自由的一个好例证”，并指出这也显示出中国人“宗教本性的薄弱”。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经常阅读佛教典籍，对佛教文化有很深的了解。据他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回忆，毛泽东经常阅读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对《金刚经》《华严经》等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经典，以及关于这些经典的研究成果，他“都读过一些”；对禅宗学说、慧能的思想及《六祖坛经》，毛泽东尤为重视，不仅“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对哲学期刊上关于禅宗哲学的文章也比较关注。
　　平时，路过佛教圣地，毛泽东都会兴致勃勃地游览一番。1952年10月29日，他视察徐州时，来到云龙山，和当地同志共同研究了石佛像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据随行的李家骥回忆，他们还一起认真看了1438年《重修云龙山兴化禅寺记》的石碑，上面写道：石生崖岩间，人因刻之以佛，故又名石佛寺，而兴化之名不知始于何代。因岩石上有开元间人的题名，可断定梁宋时已有寺，以后800年寺之兴废无从考察。1432年寺毁于火，大石佛仍然完好。看后，毛泽东连连说：“国之瑰宝啊！”
　　就佛教文化对毛泽东的启发来说，除了那些他用来阐发理论政策的典故，尤为重要的是“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往事。或许，这正是他谈论佛教时经常提及惠能、《坛经》、禅宗的缘由所在。林克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向他谈过“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认为“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烦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慧能“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因为关注佛教中国化，毛泽东时常谈到佛教文化交流与佛经翻译历史。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1959年10月22日，他同班禅额尔德尼等人谈话时又说，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有鸠摩罗什的功劳，因为《金刚经》的汉译本就是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翻译的。显然，毛泽东论述佛经翻译时，一个参照系就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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