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国为何拒绝苏联援越“联合行动”
时间：2021-07-10 12:02: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64年8月，美国借口军舰在北部湾遇袭，派军机轰炸越南北方，是为“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扩大化。10月，苏联发生领导人更迭，新上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改赫鲁晓夫冷眼旁观的“脱身政策”，转而对越南战事采取“插手政策”，加强对越南北方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从而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
为进一步扩大自身在越南的影响，苏联提出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1965年2月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在访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分歧撇在一边，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倡议。当时，中国方面断然拒绝，表示希望他们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不要拿越南问题去同美国作买卖。柯西金表示同意中方的意见，声称苏方“不会拿这个问题去同别人作买卖”。但当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在莫斯科单方面召集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国际会议（史称“莫斯科三月会议”），讨论援越“联合行动”事宜，遭到了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抵制。
1965年4月3日，苏联又提出了举行（北）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中国还是没有接受，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为此来信指责中国。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回函予以驳斥，指出：我们认为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在政治上同美帝进行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对兄弟国家实行军事控制，把我们套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举行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就是贯彻这条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
那么，中国为什么坚决拒绝苏联的援越“联合行动”倡议呢？
中国视苏联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道不同不相与谋”
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中国已经视苏联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已经和“革命”挂不上钩了……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20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会。大会期间，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大批斯大林。在苏共20大报告中，苏联也对当时国际局势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报告认为“能够共处”、“进行经济竞赛”；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报告认为“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和平过渡”，而不一定采取十月革命式的“暴力过渡”。
对苏联大批斯大林，中国没有苟同。1956年4月和12月，中共先后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郑重指出：“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对苏联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处”、“和平过渡”等观点，毛泽东更是不能接受。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批评了苏方观点：“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可以说，从这时起，毛泽东已经认为：苏联党和国家开始滑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共新领导上台。11月，勃列日涅夫等当面对中国党政代表团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并一再声明：苏共20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这样，中共得出结论：“苏共新领导忠诚地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他们没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变成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不折不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即然勃列日涅夫等“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坚持“革命的联合”、“原则基础上的联合”的中国，当然不会与苏联联手行动，只能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中国认定：苏联“彻底破坏了各国共产党联合的共同基础”
当时，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等鼓吹“联合行动”的一个论据是，所有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对此，中国领导人一方面承认：“本来，各国共产党是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共同的纲领’的，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共同制定的宣言（引者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声明（引者注：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另一方面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彻底背叛了各国共产党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彻底破坏了各国共产党联合的共同基础。”
中国领导人认为，“苏共新领导忠诚地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他们没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变成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不折不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何以得出上述结论？
一、当时，勃列日涅夫等同赫鲁晓夫一样，鼓吹“和平共处”“是今天革新世界社会的最重要的条件”；鼓吹只要通过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鼓吹“和平过渡”的“机会增长了许多倍”，以此来否定和反对一切反帝革命斗争。这一立场，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导人如毛泽东的疑虑：“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
二、勃列日涅夫等同赫鲁晓夫一样，坚持实行“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声：“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全民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发展中合乎规律的、对一切国家都是共同的阶段”；“我们党向全民党的转变”，“就是远在国外也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不存在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