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国家”理论的缘起
时间：2021-07-10 12:01: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在不同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等国家”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在二战及战后初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在战争中崛起的加拿大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根据自己的实力提出了新型的中等国家概念，在不断的外交实践中，中等国家理论也得到了发展，丰富了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内容。
[关键词]中等国家 概念 加拿大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119－0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支新兴力量——“中等国家”，它们对传统的国际格局提出了挑战，积极参预国际事务，希冀发挥应有的作用。中等国家的兴起及表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界有关“中等国家”的定义、类型、地位等一直存在争议，各种观点不断涌现。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追溯“中等国家”概念的起源，分析现代“中等国家”理论的产生过程，以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代国际政治中一批“中等国家”，客观评价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等国家”，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任何一个时代，世界各国都可以根据其国土面积、人口、经济实力分为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所谓中等国家，乃既非大国、亦非小国的中等规模国家。
“中等国家”的概念最早可上溯到近代早期。1589年，意大利米兰的学者乔万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把世界分为三种类型的国家：帝国、中等国家和小国。根据他的观点，一个中等国家应该“拥有足够的力量与权威坚持自己的立场，无需别国的帮助”。这个提法给“中等国家”赋予了在国际政治中特定的内涵，即中等国家必须拥有相当的实力，在国际上具有足够的权威，在与他国打交道时可以独立地处理问题，不需要仰仗他国的鼻息。波特罗第一次把中等国家的实力、独立性与国际环境联系起来了，明确地赋予了“中等国家”概念的近代内涵。
此后，欧洲的近代政治学家陆续在论著中涉及到中等国家的问题，如18世纪中叶法国政治学家阿贝·马布利(Abbe de Marbly)认为正是因为大国影响力的下降才给二等国家(即中等国家)以特殊的机会，并为后者提供实现其问鼎领导地位雄心的机会，伺机崛起为大国。19世纪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在一篇文章里涉及了几个中等规模国家。根据他的观点，一个中等规模国家不仅仅是根据实力来划分的处于中间等级的国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特质，如地缘上应该是处于大国之间的独立地区，政治上可靠并与邻国修好，战略上有足够能力抵御来自邻近大国的威胁等。
从总体来说，直到19世纪，国际政治体系中通常只有大国与小国之分，而忽略了中等国家的存在。尽管政治学家们论及中等国家，但他们的观念尚未脱离传统的大国政治理念的窠臼，把中等规模国家视为大国冲突的缓冲地带。在大国争霸的国际环境里，那些国力较弱的国家或蓄养国力、等待时机崛起成为新的大国，或只能在大国对峙的夹缝中左右逢缘、谋求生存。在这种普遍只有大国与小国之分的国际格局中，中等国家从来没有真正受到重视，或者说从来没有被视为一种单独的国家类型，自然也无从产生专门以中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理论。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20世纪前4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厮杀，战火席卷了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战后的“巴黎和会”主要由英、美、法、意四国首脑所操纵，会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也由英法等大国所控制，弱国、小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经过数年的战争，战前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势力被遏制，败局已定；而法国败降，英国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两国的实力与影响力都今非昔比。这些传统大国地位的衰落，意味着它们在战后的国际事务中难以再像以前那样居于垄断地位，因此客观上为中小国家参预国际事务提供了可能性。
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国家”概念由此而应运产生于二战后期的加拿大。与英法等大国衰落趋势形成对比的是，战前国力尚弱的加拿大由于历史原因，对外政策长期受宗主国英国的影响，未形成独立的外交，很少主动介入国际事务。但战争改变了它的命运，加拿大倾其国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并在战争中根据本国的利益确立并开展了独立外交。因此加拿大要求根据本国的实力在处理国际问题、构建战后国际秩序时拥有相应的发言权，在战后成立的国际性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呼声真正付诸于外交实践中则具体表现为加拿大外交官、政府首脑最早提出加拿大是一个“中等国家”，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对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无疑具有“破冰”的意义。
二战后期加拿大提出的新型“中等国家”概念，与当时他们所提倡的“机能原则”(functional princiDle)密切相关。而“机能原则”的始创者是加拿大驻美公使的休姆·朗(Hume Wrong)。他在1942年1月致信加拿大副外长诺曼·罗伯特森(Norman Robertson)，专门商议加拿大在战争的指挥及盟国规划战后和平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他认为，“(加拿大的)原则是大联盟中的每一成员应该有一个与其为战争所作贡献相称的声音。一个次要的原则是不同的国家的影响应该与它们最关心的那些事务联系最密切”。他建议各成员国的发言权要由其所作贡献决定。在他看来，二战中盟国的胜利应该带来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社会，而世界事务将不能只由个别国家支配。他在这里两次使用了“原则”一词，由此诞生了加拿大外交史上著名的“机能原则”或“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根据“机能原则”，小国参预国际事务应该基于下列三个条件：与国家利益攸关、国家对相关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直接贡献、国家的参预能力。尽管这三个条件适用于一切国家，但在这里，朗公使强调的“利益悠关、贡献、能力”是指较小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参与国际事务时应该具备的条件。加拿大学者、前资深外交官约翰·霍姆斯认为这种机能主义是一种维护加拿大在国际社会中业已提高了的地位的措施。
加拿大政府第一次对机能主义的阐述则是在1943年7月，加拿大总理兼外长麦肯齐·金在议会发表的著名的关于“机能原则”的演讲。在议会讨论在战后国际组织的代表权问题时，金作为政府首脑，认为“在那些机构的有效的代表权既不能仅限于最大的国家，也不必要扩大到所有的国家。代表权应该由一个机能的基准来决定，即承认那些国家的完全成员资格，无论大国、小国，只要它们对解决特定问题作出最大的贡献”。在国际机构中，各国在理论上地位平等，但在实践上，各国的代表权应该有所区别。必须在二者之间达成妥协。“尤其是在经济事务上，通过采取代表权的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