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关系

时间：2021-07-10 08:02:2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说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离、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机器和社会阶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分离和有差别的互动关系。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层面上，它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分离，并认为这种分离能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剥削关系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在“国家和社会阶级”关系层面上，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简单统治工具，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级关系进行调和；同时它还认为，这种超越并没有完全使国家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要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本质性规定。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与西方主流政治学完全不同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力。
　　[关键词]国家相对自主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阶级
　　[作者简介]范春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100732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9-0034-05
　　
　　“国家相对自主性”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个概念，之后20年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左翼学者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都引入了这一概念。那么，“国家相对自主性”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何承继关系，它产生的背景和衰落的根源是什么，它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解读有何独到之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探讨。
　　
　　一、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历史任务是揭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关系，因而也就对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形式强调不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近代自由主义已经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特殊形式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和国家，也就是由拥有天赋权利的“个人”所构成的市民社会以及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并对“个人权利”进行补足和规范的公共权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国家干预和社会自治之间此消彼长的制衡关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早期著作中也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分离”进行了论述，但后来经由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他最终揭示出了这种“分离”的秘密。他认为，近代自由主义所说“个人主体”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虚构，真实的是劳动过程的集体化和新的“物的依附”的产生。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从形式上来看是现代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成为不受束缚的纯粹私有制，实际上这种分离的根源在于一种新的、有着契约外表的剥削方式代替了旧的、直接的剥削方式，而正是这种经济领域的新的剥削方式要求政治国家与自己在形式上相分离。分离并没有产生出一种具有超阶级超历史的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国家就是资产者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因此，马克思后来就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取代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析范畴，并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工具和社会阶级”的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抽象化和神圣化的批判上，因而他更为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而不是其特殊的形式。
　　而对于处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两次大战之后并没有走向灭亡，而是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战后在西方出现了持续近20年的黄金增长期。其次，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的调节和干预作用加大，危机管理能力增强。因此，他们也就更为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其不同表现形式。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灵活的调节和有效的维护；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仍然服膺于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服膺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一种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而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自主。它所说的国家自主性，不是泛指任何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而是特指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资产阶级的自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的本质是经济优势阶级的政治统治工具，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注意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个事实：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工具并没有被资产阶级所直接掌握。从人员来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机器掌管者(官僚)并不就是资产阶级本身；从国家制定的政策来看，也往往和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不相一致，例如福利国家政策显然是损害了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国家的意识形态来看就更是这样，这种国家宣称自己是全体公民的代表，与阶级毫无关系。由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结合”的关系，而是具有一种超越于资产阶级直接利益之上的自主性。另外，它所说的自主，也不是泛指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而是特指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剥削关系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自主，这种自主使资本主义国家比以往任何国家都有更多的“空间”来发挥其维护经济基础的功能。在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的封建年代，国家必须通过政治手段维护剥削关系，因此，国家时刻处于剥削关系和再生产过程之中；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政治和经济的相对分离使经济领域剩余价值的榨取可以不必时时依靠国家的直接干预。
　　
　　二、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新解读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在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论证中首次使用了国家相对自主性这一术语。他认为，要在保有经济最终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来论证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就必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进行“原则”和“事实”的区分。也就是说，原则上是经济起决定作用，但是并不排除事实上政治也能起到特殊的决定作用。因为原则性的考察只是确定政治环节和经济因素相比所占的地位，而不是说明“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环节究竟占主导地位还是占从属的地位”，因而也就无法得出“事实上”国家的特殊决定作用和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哪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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