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形成轨迹初探
时间：2021-07-10 00:04: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是如何产生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其中，恩格斯的国家起源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通过梳理恩格斯的文章及著作，探寻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形成轨迹，对于全面理解其思想、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构建和谐社会是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恩格斯;国家起源;形成轨迹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039-04
恩格斯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重要方面，是唯物史观研究的重要环节。他晚年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集其国家起源思想之大成，是后世学者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必读经典。然而，认真研究恩格斯的其他文章及著作，亦可发现诸多相关的思想火花。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以时间为脉络梳理恩格斯的文章及著作，探索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形成过程，有助于全面理解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和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恩格斯的国家起源思想是与马克思的思想碰撞和在现实的理论论战中逐步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一、早期：国家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
恩格斯初步思考国家起源问题是在同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人共同探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及相关问题，提出最初的“分工理论”。在“分工理论”和对“部落所有制”的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的产生同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联系起来，第一次涉及国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利益本质问题。
（一）最初的“分工理论”奠定了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产生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有着本质的联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二人对“分工理论”进行了初步梳理。首先，“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80分工从最初的性分工到真正意义上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实际上是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次，真正意义上的分工有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1]68由此可以看出，分工决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和分配关系，进而决定阶级和阶级关系。因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83-84。这是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之间矛盾的产生，也可以说是国家产生的内在依据。
（二）最初的“所有制”理论触及国家起源的经济利益根源问题
在“分工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分别是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也称国家所有制）和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1）部落所有制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对应，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部落首领管辖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2）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也称国家所有制）是通过契约或征服的形式使邻近的部落联合为一体而产生的。分工相对发达，动产私有制以及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也已经发展起来，并开始出现对立关系。（3）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是基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与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类似，区别在于统治者共同体相对立的不是“奴隶，而是小农奴”。三种所有制在人类历史上基本处于渐进式发展，是随着分工的发达程度而逐步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各种层次的对立关系，其本质是经济利益的对立。
（三）用“市民社会”概念揭示国家起源的必然性以及阶级本质问题
在提出“分工”理论和“所有制”理论后，马克思恩格斯界定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即“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87-88。从“市民社会”的概念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是对国家起源问题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已触及国家起源的经济利益根源和阶级本质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摆脱纯粹理念上的思辨，将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置于现实生活和历史进程中，但是对国家起源的话语表述和本质概括，仍然存在着黑格尔式的哲学抽象话语;另外，作为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基础的“分工”理论还是一种雏形状态，其中对“分工”范畴的分析还不够准确。所以，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这些思想是对国家起源问题的一种初步探讨。
二、中期：国家相关问题的不断思考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很多思想尤其是关于国家问题的思考都包含在他的论战性文章及著作中，这些文章及著作多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针对某一具体历史事件所做的评论，也有一些则是和某政治理论流派或个人进行争论的产物，如《反杜林论》。在这一时期，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研究国家和国家起源问题，但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经济关系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
对于经济在国家产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问题，恩格斯较早的论述在《论住宅》一文中，“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1]211在这里，恩格斯认为“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即经济关系在国家起源中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在《反杜林论》中表现得更明显。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暴力论时，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1]365由此可见，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在国家起源中起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