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国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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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一切从国情出发，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首要前提。李达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此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国情有了自己的见解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
[关键词]李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国情
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
五四运动初期，由于李达对中国国情判断的失误，不可能认识社会的本质。但是当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前途有了科学明晰的认识。
1.关于社会性质
在二十世纪初期，李达最先对歪曲社会性质的言论发起驳斥和论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李达于1920年起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几篇文章，指出封建军阀与国际资本阶级勾结，驱逐了中国旧有的生产机关，封建地主掠夺搜刮的手段，一天天恶辣，国际资本阶级的掠夺和压迫，也跟着一步步厉害。“军阀跋扈，残民以逞，兵灾频仍，饥馑荐至，中国劳动问题也就显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性”【1】。初步诠释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做了进一步分析，“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了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中国“虽然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达到初期资本主义的阶段而结果还是殖民地”【2】，明确指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社会性质。
1927年李达等人所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说与脱尘取消派的资本主义说（商业资本主义说）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李达先后发表了《中国所需要的革命》、《革命过程中的民主革命》、《现代中国社会之解剖》三篇文章，系统和深入的论述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个问题。
2.关于革命性质
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达深切的感受到，为救国图存，首先要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的军阀政府，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对于列宁在1919年和1920年发布了《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对中国革命性质及道路的两则指示，李达指出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民族独立的革命，又是反对封建残余的革命，这两种革命同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李达指出“中国一面要打到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性质”【3】，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
3.关于革命前途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论》中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科学的阐释，领导中国人民“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即是中国革命总路线的问题。中国人要走这条道路，就必须从中国出发，吸取俄国人的先进的基本经验，开辟一条新的途径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因此，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始终一贯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想结合这一原则，才能找出中国革命的前途，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李达认为，按照经济组织进化的规则，资本主义成熟之后，便能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因为民族产业发展缓慢滞后，仍然处在封建落后的状态，即使民族革命实现，也只能开始实行资本主义。“当今流行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前身，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之过渡阶段，民族革命成功后与其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以引起将来之阶级斗争，不如径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之为俞也。”【4】
二、对中国社会主要特点的初步探索
经济上，新式的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仍然刚到粗工业的阶段，并且已经出现了停滞的现象，生产力受束缚难以顺利发展；失业的人民增加，形成广大的产业预备军；生产事业困难，不生产事业却过度发达，显出有资本而无生产的现象。国际帝国主义者为开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适合他们销运商品、脱出资本、采集原材料的目的，而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官僚资本家阶级一方面与帝国主义暗中交易，自肥私囊，另一方面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讲求自强之策，设法效仿外国的兵精械良，兴办军事工业，以防御外寇，倡办新式工业，进入官办事业及官督商办事业的时代。虽说中国新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小敌人，虽说中国所有的新制造品的国货，可以分占舶来品在国内的市场，但是中国幼稚的工业资本根本不是国际金融资本的竞争者。1929年李达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其趋势作了分析，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5】
政治上，国际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署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澳门等地，划分大片租借地和类似殖民地的租借，侵夺中国的领土权，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两大重要的任务。李达在1991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社会主义的目的》的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消灭资本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即消灭经济上的剥削，“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6】，即铲除政治上的压迫，只有坚持这两面旗帜，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文化上，五四运动后，国内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运动的高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占据首位，其次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都一齐在广泛地传播着，宣传这些思想的杂志和报纸的副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现象。但是这个新文化运动进行不到一年就发生了阶级分化，即划分为无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和反无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即马克思主义派文化运动和反马克思主义派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派的知识分子隶属于工人农民阶级，并为工农服务；反马克思主义派的知识分子则分别隶属于帝国主义者和买办阶级（胡适等为代表） ，地主阶级（梁漱溟等为代表）， 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派曾琦为代表），他们分别这些阶级服务。当时反对马克思主义派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文化汉奸胡适，保皇党梁启超，研究系政客张东荪，孔家店老板梁漱溟和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分别用世界主义，实用主义，资本主义 儒家伦理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向着马克思主义开火，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原是在阶级斗争锻炼出来的，它不怕和任何反动学说作战，所以在当时经历了一番大论战后，马克思主义终于取得了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