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中国何以没有形成法治传统

时间：2021-07-05 20:00:3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他们一直引以为自豪并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法治传统。即使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这种传统不仅没有断绝，反倒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得到继续的发展。但是在古代中国，这种优越的法治传统却无由完整并成功得以产生并运行。这在中西方同样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对比面前，多多少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与西方社会一样优越的法治传统，是有其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两个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是造成中国社会在法治传统方面表现出与西方社会诸多不同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路径，才造就和催生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是说，这种传统，运行在距离法治传统很遥远的轨道上，尽管是以一种正向态的姿势。因此，本文拟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通过对中西方不同社会政制和文化土壤的对比，以期对中国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的历史缘由作一可能的分析。
　　关键词：古代中国法治传统中西法律文化基督教精神封建文化
　　
　　引言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他们一直引以为自豪并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法治传统。即使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这种传统不仅没有断绝，反倒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得到继续的发展。但是在古代中国，这种优越的法治传统却无由完整并成功得以产生并运行。这在中西方同样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对比面前，多多少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通过对中西方不同社会政制和文化土壤的对比，以期对中国没有形成法治传统的历史缘由作一可能的分析。
　　一、推崇社会，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单方面适应
　　与西方政治文化一样，中国政治文化上实际上也是把对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合理认识，作为认识和理解个人与国家问题的理论前提。但是，在如何认识和理解个人与社会关系时，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其一，在认识路线上，西方政治文化注重向外拓展，在探索自然、宇宙和外在世界的奥妙中，培植起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和观念，发展了扩张性格，锻炼了好勇斗狠的冒险精神。而中国政治文化则素来注重向内求索，是人通过严格的自我修养，达到身心平衡，内外平衡，以适应外界环境，这就是所谓“顺应自然”、“与物委化”，把自身言行纳入社会、自然既定的运行轨迹。其二，与此相适应，西方政治文化，虽然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倾向，但从总体上看，则延续着一种自由主义传统，比较偏重于个体本位，追求不相依附的独立人格。而中国政治文化则偏重于社会和群体本位，个人知识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构建被纳入家族，社会的网络系统。“仁爱”、“义务”、“贡献”、“宽恕”等社会规则和原则，被强化、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言行中，以致融入到人的血液中，个人作为一种被动的消极个体，只能通过对社会，国家的适应来换取自身的发展。从而最终沦为社会、国家的派生物。正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没有西方社会中的那种公民精神，才导致法治传统在古代中国社会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从而长期迟滞于西方社会。
　　二、推崇国家，以国家吞灭个人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社会、群体。并不是对个人联合体的纯哲学抽象，而是作为整个社会或家族整体利益化身的国家、君主或族长。封建国家、君主和族长通过君权神授的理论论证和君父合一的宗法制度，对于个人具有绝对的支配力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实质上是个人对于君主和家族长者的隶属和依附关系。因此。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个人只能是失去或缺少自主意识的人，而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以公民的身份从国家中独立出来。贯穿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人本主义，虽然在表层上也很注重人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和人的现世利益。但是，这种人格独立和价值、利益的实现是以个人对封建专制国家和宗法关系的绝对服从为前提的，是以对个人个性、欲望的克服、压抑甚至牺牲为代价的。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人，绝不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具有天赋权利的个体，也不是彼此享有平等权利的群体，而只能是人格化了的封建专制体系和宗法关系中的一分子。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一统天下的政治体制中，个人是很难有什么作为的。而一旦一个社会缺少了作为最基本单元的个体的人的发酵和分解，那么对于社会的法治传统的建立，必将是缺少了一个最基本的质料。
　　三、突出人的政治行为的价值目标
　　西方政治文化由于过分强调意志自由，形成了很深厚的唯意志论传统。与此不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人生、宇宙、国家乃至一切自然、社会现象都被道德化。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且是一种伦理关系、价值关系。作为一个社会化了的道德的人，个人对国家的服从，不仅是对已经定格的政治等级和自身政治角色的无奈，而且是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而做出的自觉选择。中国政治文化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时，也就必然贯穿着道德优先的原则，侧重寻求价值关系的合理性。伦理道德也由此而跃出人际关系的范畴，转化为衡量、评价人的一切政治行为的价值尺度。这样，在中国政治中，个人与国家矛盾的解决即两者关系的和谐一致，并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发展，而是借助于个人贫乏，即以个人自身价值的丧失为代价。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支配下，封建的伦理道德作为先验的教条原则和社会、国家的整体表象，普遍化为人的政治言行和精神桎梏，极大地吞没了个体的创造才能，而个人也在对社会、国家的政治权威的服从中，寻得了逃避自由和责任的生命安全，否定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活力。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中，个人的一切潜力和智能都被淹没在政治公权力所预设的强大的国家规范掌控中，从而在不断的反抗的失败中渐渐屈从。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中，法治传统的萌生、发展肯定是异常艰难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也是不能达到法治传统的形成的高度的。
　　四、权力专制的政治文化设计
　　在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政治格局是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文以载道”、“政治优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忠贞不二奉行的基本原则，政治制度、政治力量对于社会文化的形态和方向表现出规定性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老庄崇尚自然，反对无节制地扩张政治权力的政治哲学和以清静无为的政治倾向为基本特征的“黄老之学”，产生过厌恶现世，逃避政治中心的隐士精神。这些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实践反政治权威主义的学说和思潮，不仅在总体上只能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汪洋中一股断断续续的文化潜流，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而且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并以独特的政治方式和政治功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另一构造层面的中国传统的政治对全社会的广泛侵入和覆盖，以及对反对政治权威主义文化支流的压抑和抵制，是政治意识深深扎根于民众的一般意识之中，形成了泛政治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于居于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的无上尊崇和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王和各级长官的无条件忠心乃至迷信遂成为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要特质。把政治视为万能，把政治生活作为人生的主要内容，普遍地参与和关心政治，以政治尺度来评判善恶是非和人生价值成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政治意识由此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在具有如此国民性的文化传统中，其对于法治的需求是极其微弱的，因为政治就完全可以为其民众提供一切之所需，只是在另一个价值层面上。即使有那么一点对于法治价值的呼唤，也为强大的政治公权力的压制所湮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法治传统的形成是遥遥无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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