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时间：2021-07-05 16:01: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种做法，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保持与最广大民众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这是一种更为实际和内在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形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民众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2－０072－０4
政治合法性是西方根据自由主义宪政原理提出的概念，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对中国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照搬西方政治合法性原理与评价标准体系，有可能对中国政治作出错误的评价。关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实现形式，传统观点更多地着眼于宪政与民主的形式要件，而在社会发展中，真正的合法性在于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有效为人民群众谋取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这样的理念并认真实践，在其执政过程中通过有效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而达成了真实内在的合法性。
一、合法性与话语权的争夺
合法性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通常指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政党执政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法理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合法性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合法性，它将很快就会崩溃瓦解。马克斯·韦伯认为，若要维持统治的持久存在，必须唤起合法性的信仰。① 迈克尔·罗斯金认为，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② 戴维·伊斯顿认为，人们支持的政治系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共同体、政治体制、当局（政府）。③ 二战以后，基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在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上双方也展开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认为：当今政府合法性最普遍的来源是执行民主政治和顺应民意。政府时常提出符合民意的法令来实行治理，然而这类法令的来源因政权不同而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民主的合法性来自其定期的、自由公正的竞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则认为：原则上，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民众对共产主义社会无以伦比的经济平等性和经济增长的期望来获得合法性。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共产主义国家在民主的问题上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为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在与西方自由思潮竞争的初期会取得道德上的优位和政治上的正当性，而在后来的竞争
*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10AFX001）和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法政治学视角下的政治改革”（2010XZYJS167）的阶段性成果。
中却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阵地呢？在竞争的初期，殖民时代后期的民族民主独立运动对民族共同体独立存在的正当性需要理论上的支撑，而社会主义的共同体观念可以为之提供所需。许多人相信，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民主的某种形式——将是一件好事，如果它真能奏效的话。④ 苏联的经济成就为其提供了绝对的证明。英美国家的福利国家或社会民主思想还未显示出效果，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剥削仍然严重地存在。在民众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在经济领域则是保持着绝对的自由主义，任何对经济的干预都被认为是不民主的。而社会主义的民主不仅涵盖政治领域而且涉及到经济和文化领域。苏联模式的破灭，中国出现的政策摇摆及经济的“大民主”造成的恶果，让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效果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而随着福利国家效果的显现，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修正，“通过促进实际上的需要的满足，资本主义也为政治民主并最终为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奠定了基础”⑤。
在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处于低潮期的情况下，正如强世功所指出的，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并拱手让出了文化领导权，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受到了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我们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权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⑥ 人们逐渐用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思想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而且不再将眼光集中在某些个别的事件上⑦，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矛头对准了改革开放。如张雪忠认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改革开放曾经具有较强的正面色彩，但这种色彩已经开始消褪。因为，今天人们所听到的改革措施，经常是为了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而不是为了革除各种社会弊病。⑧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社会主义民主在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对抗中处于守势的情况下，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观念占据了政治道德制高点，自由主义民主人士掌握了民主政治的话语权，使用如此单一的评价标准，实际上就是一场结果已定的战斗。这种做法，在敌我对抗的情状下，无所谓正当与否，但是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
二、民主政治之于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眼中，民主政治不仅包括阶段性的选举制度，更重要的是包括劳动和分配的方式。“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作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里的事实，才是他学说的重要部分。”⑨ “争取经济民主的运动比其早先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来，之所以进展更慢、更不确定，一个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比起限制选举权而言，其不公正性远非那么不言自明。”并且，如果一种既对参与者不过分要求又对大生产不至于产生太大损害的直接民主的形式不容易找到，那人们会转向寻求一种代表制的经济民主。⑩ 其结果就造成了，人们对拥有权利的极度热衷，而对于权利的行使却难有兴趣。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将民主的要求不拘于政治的层面，而扩大到经济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包含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双重民主政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决定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
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政治万能主义的思想模糊和混淆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辩证关系。而在当前，又存在这样一种声音：中国共产党将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显然是一种阴险的论调。西方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的领域，它只能在政治语言中被构想，并且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够达到。你不能在发展经济学中谈论民主，“自由”和“正义”不作为技术术语存在于经济科学之中。并且你不能够在发展的背上驶向民主，发展不是驶向那儿的，无论如何为了达到民主你必须行动。{11} 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通常认为快速发展与民主二者是相互冲突的”{12}，经济发展是一种反民主的强力。此外，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增进繁荣，而是指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扩张。经济发展意味着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民投入到有等级制度的组织之中，在这些等级组织中，人们的工作在效率最大化的规则之下被规范。并且这种形式意味着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消费者，也就是成为其生活依赖于大机器生产的东西的人们。这两个趋势都是反民主的。因此，即便一个社会有民主的宪法、选举、自由言论和人权保障，经济发展也在每个人生活的中心放置了一种反民主的黑洞。{13} 由此可见，以经济发展作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实就是以“反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