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述论
时间：2021-07-05 16:00: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西方学界特别是政治学者从其立场和学术角度出发，对中共执政进行了广泛研读，特别是在中共执政理念、中共执政的“主义”定义、中共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面临的挑战、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共执政前景预测等方面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理论和观点，反映了西方学界对中共执政的关注重点、研究进展及基本倾向。了解西方关于中共执政的理论动态，有利于我们以更加开放的眼界，更加自信的心态，推进我们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
关键词：西方学界；中共执政；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57-04
西方学界特别是政治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和理论保持着持久不衰的热度，出版发表的论著文章甚多。由于西方学者的政治立场、学术派别、理论操守的差异，他们对我党执政的事实、执政的绩效、执政的挑战、执政的前景等作出了迥异多样的研析和阐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就有着尖锐的对立分歧。
一、关于中共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是执政文化的核心。在中共执政理念问题上一些西方学者达成若干基本共识。
务实治国理念。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 Perry Link）教授、季北慈（ Bates Gill ）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具备务实的态度，因而相对来说，这个执政党是比较成功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 Thomas Heberer）也曾论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正逐步从‘转型、巩固’，进入‘适应的阶段’。从而表现出了实用主义逐步取代意识形态的特征”[1]。新加坡学者林住君认为，贯穿中国走特色之路的精神，其实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响亮的口号覆盖了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又可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
持久发展经济理念。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江泽民所做的政治报告将为十六大后更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即中国将继续以“经济工作、经济建设”为重点，通过经济成就来巩固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与繁荣。西方学者把这条路线概括为“政治渐变，经济优先”。林培瑞教授、季北慈教授等认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从中国民众的支持度上得到了证明，而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中国执政党通过成功地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大卫·沙姆鲍尔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里表现得相当不错。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振兴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民主建政理念。海外学者认为，增强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的有效方式。中国共产党正在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逐步从统治向治理转型。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1]。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社会学家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在他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 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分析，认为：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一个契机， 一个摆脱迄今为止的、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科学发展理念。针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充分考虑到本民族的传统因素的基础之上，基于对传统、现实和未来的前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路。采取这一执政思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以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的目标为己任。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强调的是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的阶层性，如果说“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那么“北京共识”的目标，则是要帮助更多的普通人，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此外，在看待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与意义方面，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关于中共执政的“主义”之分 “新权威主义”论。1986 年美国学者邹谠（ Tang Tsou）发表文章，用“集权主义”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改革思路；凯尼思·莱布丝尔（Kenneth Lieberthal） 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用“分化的权威主义”来形容中国的政治观念；爱德温·A.温克勒（ Edwin A.Winckler）提出了“柔性权威主义”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通过对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比较，认为邓小平时代是走向新权威主义的过程；伊利沙白·J.皮埃尔从政权控制、市民社会、国际化等方面对中国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新权威主义做了考察，认为1992年是中国全面试验新权威主义的一年。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学者郭苏建（Sujian Guo）出版了《后毛时代的中国： 从极权主义到权威主义？ 》一书，认为后毛时代以来的中国是走向权威主义统治的过程。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 21世纪的挑战》一文，对中国新权威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
“中国式联邦主义”论。1995年，冈比瑞纳·莫尼提洛那（Gabriella Montinola）等人在《世界政治》上发表论文，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中国式联邦主义的路子。有人针对苏珊·舍克（Susan Shirk）的“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是中国后毛时代改革的特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自后毛时代以来，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事实联邦主义。并且认为，这种事实联邦主义在邓小平的中国已普遍流行，但其重要性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它在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新保守主义”论。美国学者约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认为，邓主义时代在中国即将结束的意义不限于邓小平即将去世的前景；从那时起，一个不确定的转折期伴随旧保守性改革派力量的加强而出现，并且逐渐被新的和更复杂的关于怎样保持改革的成果同时指导市场化过程的张力所取代。派伊（ Lucian W.Pye）也坚持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毛的中国的本质显然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邓的中国以实用主义为特征，但要找出几个词来描述江泽民的中国很不容易。有很多矛盾的趋向，很难说哪些是具有历史性的，哪些是暂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