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自治运动与政治转型之困境
时间：2021-07-05 12:02: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联邦主义的宪政统一运动,其实质是最终实现中国由帝国而宪政的民主转型。但是,与美国等典型联邦制国家相比,联邦论在中国形成了语境错置和语义倒置,地方自治的阙失和民主意识的匮乏,联省自治运动与中国政制传统形成了强烈的抵牾,宪政制度的创新并未带来宪政建构进步,反而形成了转型困境。联邦制的分权功能难抵大一统的集权功能,难以完成中国的政治整合。联邦制最后成为被放弃的历史选择。
［关键词］ 联邦制;联省自治; 宪政民主;政治整合; 政治转型
［中图分类号］K2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1-0064-06
1920年,在内外多种因素作用下,在中国兴起了联省自治运动,其发展目标是要建立以美国等国为参照的联邦共和政体。作为国家政治模式转型的重要实践,这场运动涉及到湖南、浙江、广东等多个省份,制定省宪法、实行省自治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政治潮流。作为追求民主政治的尝试,众多五四后期优秀的知识分子曾经参与了这场运动,但是,运动始终被军阀所控制,导致联省自治运动出现了发展的困境,最后于1926年走向式微。
这场联省自治运动有两个指向目标：一是解决南北对抗,统一国家;一是为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建立联邦国。而这两方面都融合在联省自治的本义中:首先是制定省宪法,确认省级自治;然后在此基础上联省制定联省宪法,而为联邦国。这两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其代表着当时宪政制度发展的进步。民主的转型是民主制度的创建过程,宪法的制定与宪政的实施则是民主转型的重要内容。但这场追求国家统一与民主转型的政治运动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这样的结局发人深省,其中有其复杂的原因,若把其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军阀的扼杀则是失之表面的推论。［1］1\|2
中国的这场联邦制运动是以美国为典范的,但为什么美国建立了联邦制,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国力的快速发展;而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没有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反而成为军阀割据的法理依据,加剧了国家的分裂?本文拟通过对联省自治运动的回顾,在中美政治文化的比较基础上,审视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困境,揭示其民主发展意义。
一 、联邦制与政治整合之难题
辛亥革命后,地方与中央抗衡现象,并未因满清覆亡而有所改变,中央与地方权力问题,仍被认为是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所面临的第一大问题。面对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袁世凯政府在行政组织、财政、军事和官僚政治方面推行强力集权主义政策,以实现统一政府权威之需要。但《中华民国约法》的颁布,却标志着袁世凯中央集权与独裁专制政治模式最后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倒退为封建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民主政体蜕变为封建君主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旧国民党系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协调配合,构成了推翻洪宪帝制的主力。三派各自出版的代表刊物《民国杂志》、《甲寅杂志》和《中华杂志》不约而同共同鼓吹地方联邦主义思想。如戴季陶的《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章士钊的《联邦论》、《学理上之联邦论》,张东荪的《地方制度之终极观》等。这些文章无不强调中国的国基在于省,主张扩大各省的自治权,而全国宜采取联邦自治之精神。这足以说明,由于袁世凯洪宪帝制中央集权的刺激,而使得地方联邦主义呼声高涨。从中央集权论到联邦论,这是民初思想界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转变。［2］16但是,早期联邦制舆论宣传的主要目的是抗议袁世凯政治复古式的独裁政治,在这些宣传联邦制舆论的知识分子心中,其实也并未真正认同联邦制。因而,在袁世凯暴毙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联邦制思潮很快被中央集权的思想所淹没。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失去统一领导中心而分裂,中国即进入军阀政治时代,北洋系安福国会掌控中央权力。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对德奥宣战、孙中山广州护法政府成立等,一连串事件把国内政局带入到更大变动期,国家的政治整合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各自宣告正统的南北政府存在,标志着北京政权合法性出现严重危机。而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败,使国内丧失统一的协调指挥力量,地方军阀割据和地区武装冲突随之而起,国家政治前途一遍黑暗。
军阀割据之下,地方各省均以武力作为保全和扩充实力的手段,直奉战争和直皖战争,标志着北洋军阀出现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与此同时,护法军政府的瓦解,不仅表明桂系军阀的战败和政学系的失势,而且也表明了西南军阀在政治上失去了依靠,西南的格局亦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1］54中央权力的衰落使得通过中央政府谋取国家统一、建立现代国家的路线变得渺茫,国家政治局势空前的分散化的特征,亦使得国人对于中央权力合法性产生怀疑。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张继、李剑农等社会名流开始坚持民国初年的观点:“以为要中华民国真正的统一,只有采用联邦制的一个法。”［3］武力统一固然不能成功,“和平统一”也少有实现的可能性。他们力倡“联省自治”学说,社会上之报刊,如《时事新报》、《改造杂志》、《太平洋》、《东方杂志》、《努力周报》等,无不刊载专文或增辟专刊,就学理上或实际环境上,来讨论联省自治的可能性。使得联省自治问题和联邦论成为社会热点。1921年,北京大学教授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李麟玉等六教授联合署名发表《分治与统一商榷书》,认为法律统一与武力统一均已不可能,目前应放弃严格统一的主张,否则愈求严格的统一,而统一愈不能实现,因而反对严格的统一与分治,主张分治的统一。［4］强调政治重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提倡地方分权制,反对中央集权制,认为实行联省自治可以避免强有力者一手控制中央政府,可以制止大军阀侵入邻省因而引起“主客军”之争,并且也可以促成中国的统一。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月第28卷第1期龙长安：联省自治运动与政治转型之困境如同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都受国外动态的影响一样,联省自治运动的发生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具有相当的关联性。当关心国家政治事务的人士为解决国家政治难题冥思苦想而不得出路时,自然会借鉴国外的政治成功经验。“一战”结束后,在和平的气氛中,世界各地报纸,无不以巴黎和会和国际联合会为讨论之核心。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倡议建立国际联合会,更是人类第一次解决国与国纠纷之新构想。他在1918年元月于美国国会所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建议在当时被重视,其中一点,即为世界各国以借联邦制精神,共同组织一世界性的超国家联邦组织,以保障各国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裁决国与国之间纠纷,使世界由一个无秩序状态,进入到一个有法律可听候公判的组织体系。［5］这一世界联邦之构想,显然来自于美国建国的经验总结。美国的实验主义学者杜威(John Dewey)博士被邀来华讲演,在上海、北京各地举行一连串的学术讲演,其所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力推动了联邦制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杜威在《美国之民治的发展》一篇演说中,指出了美国联邦制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一切事都是自治……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历史上的进化,是由一村一村联合起来的。美国的百姓是为自由而来的,所以他们当初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6］16杜威的演讲,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两种暗示:第一,联邦制与美国政治自由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有美国的政治自由,而产生美国的联邦;有美国的联邦,而保全了美国的政治自由。民国以后中国人民之不能享受政治自由,是不是因为中国士大夫思想太重视国家政治,而忽视地方政治之重要,而造就中央政府集权?［7］第二,杜威的演讲也提醒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治过分的乐观自信,难免会欲速则不达。一个国会和一部宪法就能把中国带入到富强民主时代,显然是高调想法。脚踏实地进行地方自治建设,也许正是关键所在。国外时论指出:“代议之制得以仿行于中国也,必与地方自治及稳健政府为等量之进行。而其组织之法,现虽曰似主张中央集权之象,实以联邦制为宜。”［8］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人民应当模仿美国当初的移民,“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人民直接的,不用代表间接的,是要去做实际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完事。”［6］17也就是从地方自治着手,造成国家基础,用人民在地方推动的自治成就,推动联邦制成为当然,以事实逼它成为法律,这种暂不管大局先行从本土开始的思想,成为日后省宪运动的思想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