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
时间：2021-07-05 08:00: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也就是说，贤能政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政治领袖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二是设计用来选拔这种领袖的机制。当今世界，贤能政治已在政治理论中黯然失色，但是，在中国背景下，复兴并重新解释这种政治理念尚有三个重要理由。其一，贤能政治过去是，也会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二，西方民主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体制，而贤能政治有助于弥补其部分缺陷；其三，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本身正变得越来越崇尚贤能。本文接下来将讨论一下这几个方面，最后会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贤能政治和中国政治文化
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尚贤使能”的理念是春秋时期贵族等级解体的产物。战国时期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家也认同此观点，针对如何定义“贤能”，如何开展政治活动、确立以“贤能”为基础的制度，政治思想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孔子认为，贤能政治始于有教无类的说法。然而，在此过程中不是人人都有同等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拔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领导去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并鼓励更多有才学的人参政。孔子认为，这样的统治者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
在皇权时代的中国，贤能政治依靠科举制度使优胜者博取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无论该体制有何缺陷，它确实提供了选拔贤才的最低标准，并带来了适度社会流动。科举制度传播至韩国、越南，同时影响了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发展。二战后，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为按照贤能标准选出的政治统治者所做出的周全决策。目前，政治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普遍支持贤能政治的理念。在中国，史天健和吕杰认为大多数人民认可“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认可自由民主话语（liberal democratic discourse），前者认为有必要选出“关心人民需求、决策时考虑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和社会选择好的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后者则强调可以确保人民参与政治、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的程序性安排。[2]
贤能政治的理念也是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贤能政治理念辩护的著名言论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中，政治领导人因有卓越的能力做出知情的、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而被选出，并被授权统治这一共同体。”在接下来的历史中，贤能政治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尽管后来的思想家几乎很少为纯粹的贤能政治辩护。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19世纪的“自由精英”如密尔和托克维尔都提出了试着将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主张。不过，将贤能政治理论化的努力全部从西方政治话语中消失了。虽然探讨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书籍千千万万，但人们很难找出最近有任何一本论述贤能政治的英文著作。
民主政治与贤能政治
如果自由民主政治被广泛赞同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像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那样，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缺乏贤能政治的辩论或许没有问题。但是，民主制遭遇的质疑越来越多。商品、服务和资本史无前例地全球流动造成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危机”，这一点很多政治学家都有所记述。[3]在政治过程中，资本家利益掌握了过多的权力，尤其在美国政治体制下，一人一票被说成一美元一票看来并不冤枉。政治理论学家已经对投票制度本身提出质疑。部分原因是选民往往只自私地关心自身狭隘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子孙后代和居住在国家边界之外的人的利益。詹森·伯南曾说，如果选民无法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不如不去投票的好。[4]当然，也存在如下的问题，投票时若只是追求狭隘的利己主义经济利益，就会给缺乏代表的非选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全球变暖）。同样值得担忧的是，或许选民也经常弄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布莱恩·卡普兰通过广泛的实证研究显示，选民常常是非理性的，他建议对选民的参政能力进行检测以作为矫正措施。[5]当然，这样的建议在自由民主社会是注定行不通的。一人一票形式体现出来的政治平等原则在当今具有接近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19世纪，密尔还能提出让受教育者获得额外选票的建议，但是如今支持这种建议的人可能被认为（在西方国家）已经丧失了道德指南。
幸运的是，中国的政治理论家并没有这么教条。儒学家蒋庆认为，民主的合法性——在西方根植于人民主权论——应该受到来自天和地的合法性的平衡。他认为，在现代背景下，这种政治理想应该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现，其中权威在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之间分配，三者代表了三种形式的合法性。类似的，复旦大学教授白彤东和香港大学教授陈祖为提倡把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即混合政治体制模式，其中，贤士院的政治领袖通过考试及在政府基层工作的政绩选拔产生（我也赞成混合体制，由贤能之人组成的议院被称为贤士院）。这些模式可能有点乌托邦色彩，但他们提供了新的——这或许存在争议——更好的标准来评估中国及其他地方的政治进步。不是以中国是否变得更为民主来判断政治进步，新标准提供了判断政治进步（或退步）的更为全面的方式，关键是中国政治制度是否变得更为尚贤。这里或许有令人乐观的理由。
贤能政治与中国共产党
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鼓动革命，增强军事力量以便终结外国列强的压迫和欺凌。但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相对安全和强大的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可以较少地担心政治共同体的生存问题。因此，任务的重心转移到由德才兼备的政治领袖进行善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晋升机制因此变得更为尚贤。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流大学里的优秀学生往往不会寻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情况不同了。高校校园成为招募工作的主阵地。[6] 2010年，在清华这样的精英学校，全部本科生中的28%，大四毕业生中的43%，以及硕士毕业生中的近55%是共产党员。[7]（我在清华教书近8年，我最优秀的学生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同时还瞄准了城市地区“新兴社会阶层”中的年轻专业人员，包括商人、私企经理、律师和会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