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才是中国文化的先祖
时间：2021-07-03 20:01: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文化的先祖既非黄帝亦非孔子，而是周代初年的大思想家周公。所谓“炎黄子孙”、“孔孟之徒”等说法均为不确。周公通过对礼文化的重建和政治哲学的创立，以及将殷人的上帝崇拜转换为天崇拜，完成了由自然宗教过渡到伦理宗教的伟大变革。自此之后，在周公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观、历史观、宗教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周公；中国文化；先祖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3-85-06
一 从黄帝与孔子说起
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和“孔孟之徒”。殊不知，中国文化的先祖既非黄帝亦非孔子，而是周代初年的周公旦。
炎黄为同胞兄弟，且同为中华民族的先祖，但实际上，在中国人的信仰里，炎帝的地位远不如黄帝。而且在诸多古籍中，炎帝还是反面人物的形象，以之作为黄帝的陪衬。司马迁《五帝本纪》载，炎帝“侵陵诸侯”，是个不安分的人。贾谊《新书》和刘安的《淮南子》更是称其为“无道”。由此说来，所谓“炎黄子孙”，实乃黄帝的子孙。
黄帝是传说人物，是否果有其人，近代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如果根据某些古代文献，如《逸周书》、《山海经》、《国语》、《大戴礼》、《吕氏春秋》、《史记》等等，黄帝确有其人。尤其是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记载最为详细：父少典，母有蛟氏，与炎帝为同胞所生，且有儿子二十五人。但问题是，这些记载都是出自春秋战国之后的作品，而在此之前的古籍则根本没有提到黄帝。尤其是《尚书》，从尧写起。倘若黄帝果有其人，为何《尚书》不以黄帝的事迹开篇呢？而且，整个一部《尚书》，根本没有“黄帝”或“轩辕氏”等字样。至于有关黄帝的古代遗迹，如轩辕之丘、涿鹿之野、黄帝泉、黄帝陵，很可能只是后人的臆造，不足以作为黄帝真有其人的根据[1] 38-43。
至于孔子，就更不能视之为中国文化的先祖啦。孔子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在创获而在继承与捍卫。他的自我评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大体上较为客观。而其所“述”所“信”所“好”的，便是周公的思想与伟业。在孔子的一生中，周公始终是他的偶像，其所学所教所作所为，均不出五百年前的周公所创立的文明模式和思想范畴。《论语》所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等语，亦无不说明孔子授徒讲学抑或周游列国，都是为了捍卫和光大周公的思想和建制[2] 395-407。
其实，周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近年学界已有人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如杨向奎认为：“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3]141 又如陈来说：“周公在早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克理斯玛角色。周公的历史重要性和贡献，不仅在于传统的制礼作乐，周公的贡献实在是在于他的思想。”[4]195~196 笔者写作此文，用意不在对周公再作概述性的肯定，而是沿着上述两位先生的思路，从几个大的方面对周公的原创性贡献作一具体的梳理与阐发，从而进一步说明其文化先祖的历史地位。
二 轴心时代与殷周之际的文化巨变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按雅氏自己的解释，其内涵大致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两百年，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区几乎同时出现百家争鸣之局面，第一批思想人物亦由此而诞生。在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在印度，有优波尼沙和佛陀；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塞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在波斯，有琐罗亚斯德及其袄教；在希腊，有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修昔底德、阿基米德和几大悲剧诗人。而且在雅氏看来，这一时期思想家的所思所想，一直是后世哲人们的话题。也就是说，尔后的人类思想史，始终是以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为轴心的。所谓“轴心时代”之“轴心”，亦是由此而定义的。
雅氏“轴心时代”之概念一提出，遂被各国学者广泛接受。在学者们看来，依此概念，万余年的人类历史，完全可以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注：早在雅斯贝尔斯之前，就有人已经认识到了距今三千年左右人类精神革命这一历史巨变。如维科、孔德、弗雷泽的历史分期即是。)。尽管学者们的看法各异，侧重面不同，但大多都认为，“轴心时代”乃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转折点，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亦是由此而形成的。而此种根本性的转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从生产工具看，它是由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
从社会组织看，它是由部落社会向城邦或国家的转变。
从思维方式看，它是由前逻辑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转变。
从人对世界的认识角度看，它是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哲学和科学亦由之而产生。
从人与其创造的历史之关系看，它是由史诗时代向散文时代的转变，亦即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
从人与人之关系看，它是由以力服人向以德服人的转变。
从信仰上看，它是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变。
从人对其自身的认识看，它意味着人的第一次觉醒，由原始的天人合一转而对“天”形成为一对象性关系。
上述这几个方面的转折，在中国亦不例外。而其转折点，就在殷周之际。
关于殷周之际的文化巨变，学界先贤早有所论，即便古代的学者亦不乏比较性的文字。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王氏曰：“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2]654 正是基于上述几点，王国维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王国维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将这一巨变仅仅限于“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三项，则不免微观而又简单。实际上，殷周之际的社会与文化变革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关涉到庙数、婚姻和立子立嫡之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宗教、哲学、政制等诸多领域的变革。甚至可以说，殷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文化革命，中国文化特有的范式亦由此而铸成。而发起和指导这场文化革命的，便是周公。尽管以现代的眼光看，周公的许多思想缺乏系统性，更谈不上体系的完善，其所创立的文明模式也只能算作雏形，甚至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三千余年来的中华民族，无论宗教、哲学、美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受这一文化模式之影响和制约。
三 礼乐文化的重建
古今皆云：周公“制礼作乐”。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周公于礼乐并非制作，而是改造与重建。原因是，周公以前，中国的礼乐文化早就有了。
礼与乐并非一回事，但二者又密不可分。正如郑樵《通志》所言：“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但是这种“相须为用”的关系在周公之前与周公之后是大为不同的。周公之前，礼乐的功能是敬神，而在周公这里或周公之后，礼乐的用途在于对社会等级制度的维系和对道德理想的张扬。
“礼”之初必为敬神尊祖。《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礼论》：“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近人王国维、郭沫若等亦普遍认为，“礼”是原始时代的产物，起源于对神的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