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一种标榜超越的妥协
时间：2021-07-01 16:03: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本文从“第三条道路”兴起的背景和理论依据入手，通过梳理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中对于“第三条道路”理论框架的定义，指出该理论并非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超越，而是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合的一种政治妥协。“第三条道路”的提出，现实意义远大于理论意义，即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本文还就“第三条道路”对于中国发展的启示进行了思考。
一、“第三条道路”兴起的背景和理论依据
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大萧条给资本主义世界当头一棒。自由放任的做法使国家对经济控制力不从心，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以及西方向何处去。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在彼此的互相交流中逐渐缩小。为了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和拥有对世界的控制力，西方各国开始选择“第三条道路”作为理论指导。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第三条道路”形成的两大理论背景和两大主要理论来源。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强调福利国家的建设。但是随着苏东剧变，社会民主主义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混乱，而为了建造福利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影响选民的态度。如何重新定位和摆脱尴尬的局面成为“老左派”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的巨大刺激性与传统民族家庭的保守性自相矛盾。市场寻求刺激和冒险制造了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对传统形成冲击；传统形成的社会基础本应是市场不断发展的保证，但是这个根基不断遭受蚕食。“新右派”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
吉登斯部分地吸收上述两种思想中的可用成分，改造出一种折衷的中间道路。在一个被弗朗西斯·福山形容为“历史的终结”的资本主义社会，吉登斯为“第三条道路”赋予的使命是“超越”，即超越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注入新生。
二、“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主要观点
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超越的理论，不仅在于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在于其对现代性的超越。虽然他认为西方社会还处于“‘高级’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但有时他也将之称为“后传统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根本不是传统秩序的消失，它是传统的地位发生了改变的秩序”。表面看起来虽有些矛盾，但其实吉登斯强调的是传统与现代性相连接的一面，即用现代性去改造传统使其适应实际需要。因此吉登斯的结论是：“与其说这些传统被消解了，不如说他们实现了变革。”
吉登斯以“超越”的姿态开始对西方社会进行理论构想。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这本书中，他详尽地描绘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框架，总共分为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反对利己主义，重塑家庭生活，实现社会团结
占西方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市场至上，市场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是保证经济效益最大化、个人自由以及社会稳定的主要制度；二是个人至上，就是推崇个人主义。吉登斯认为，新自由主义将个人主义的本质解释为市场中自我追求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是错误的。“个人主义应该被更准确地理解为社会反思性的扩大”。自主并不等于利己，而是要在经济活动中互惠、在社会层面互相依赖。吉登斯希望提高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来增强社会团结。他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用传统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在传统的家庭价值已遭破坏的情况下，要通过有效地重构家庭生活，以实现自主与团结的平衡。在家庭中男女双方互相平等、尊重，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社会凝聚力。
（二）摆脱单一的“解放政治”，将“生活政治”作为主要的政治思维
对于“解放政治”，吉登斯是这样表述的：“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这种政治思维强调“自主性原则”，即个体拥有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处于激进政治方案的中心。在后传统社会里，解放政治的缺陷日益凸显出来：一方面它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实际上只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没有把与生活有关的各种政策包括进去，因此失去了对选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解放政治只关注自主性问题，而忽视了相互依存和团结。
因此吉登斯提出了 “生活政治”，力图把当代西方社会的各种问题都纳入政治议程之中，扩大政治关注的对象的范围。生活政治不仅是个人生活的政治，它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集体面临的挑战。除了正统的政治事务之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育、自我认同的问题等等都是生活政治所关心的。
（三）推行能动性政治，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西方左右派之间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國家和市场哪一个居于更重要的地位。左派强调发挥国家的作用，通过对市场的自发性和个人经济自由限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分配的平衡。而右派则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防止国家侵犯个人自由权利。双方都只强调了经济生活中的一方面，而没有把经济生活的活力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双方应当在积极信任的基础上握手言和，明确国家的权限与保护个人自由，能动地将国家和市场结合起来。
（四）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实现更彻底的民主化
吉登斯强调对话民主的重要性。对话有助于提高政府透明度、民主化程度。情感民主也具有重要意义，“动员和维持积极信任的个人关系是通过讨论和观点的交换，而不是某种武断的权力来实现的……理解自己情感形成的个人以及能够有效地在个人层面上与他人沟通的个人都会为承担更广泛的公民任务和责任做好准备。”能够理解自己情感的人，也善于通过情感的交流与他人进行沟通。吉登斯认为，以情感为纽带的对话民主，对于重建社会团结可能是一个决定性贡献。
（五）将福利国家从福利依赖向积极福利转型
建设福利国家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竞选和施政的重点。福利国家的建设让很多人在欧洲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因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了社会分配不均、缓和社会矛盾。但是，福利国家也存在很多问题。福利国家依赖相对强大的政府，而大政府就难以避免出现科层制和官僚制的帕金森趋向，大型国有企业结构臃肿、效率低下，因而被新自由主义者大为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