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后带来的一种全新思维和范式
时间：2021-06-27 20:02: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现实中的中国道路给予人类文明发展一种全新思维和范式的思考：一是在社会转型方面，如何实现从农耕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跨越；二是在政治形式的实现过程中，如何由协商民主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三是在凝聚和召唤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方面，如何制定出一个能够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核心价值观；五是在事关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命运方面，如何打造出一个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道路为丰富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中国道路；人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正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这条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理解中国道路，一定要理解其背后的文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没有中断的5000年古老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体，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基因决定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同时，这一伟大篇章也以超出人们想像的历史跨度，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最有力的诠释。
一、开辟了一条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的发展之路
从历史演进的规律看，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发展一般遵循常规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通过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再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走的却是一条特殊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超常规、超阶段的形式开辟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这类国家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社会条件，属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于是它们将面临如何走向现代文明的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体系结构，揭示和阐明了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从而开辟了一条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的发展之路。
1.处于农耕文明下的东方社会的根本特点
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被称为东方社会，在地缘上指的是亚非拉等东方世界。在近代殖民主义大肆扩张之前，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很肤浅，即使是黑格尔也只是朦胧地知道东方存在着专制主义。马克思在M.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曾力图证明不存在封建制是东西方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存在的不是欧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封建王国，相反，这里到处都盛行着土地共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特征和景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其诞生之初，还看不出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似乎也没给东方社会留下任何空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才指出，在资产者看来，东方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属于“农民的民族”，其未来前景是“东方从属于西方”。19世纪50年代，有关东方社会的考察和游记大量涌现，这为马克思了解东方社会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东方社会理论奠定了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指出：“F.贝尔尼埃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性质的这一论断，构成了他当时对东方社会性质理解的核心内容。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不仅十分赞成马克思的这一判断，而且对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自然史基础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马克思非常同意恩格斯的这种分析。他指出，东方社会独特的气候和土地的条件，使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成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从而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东方社会农业的基础。“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在这一意义上，东方社会农业收成的好坏，就取决于政府这一经济职能运用的好坏。马克思把东方社会国家职能的这种独特性，既看作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看作是造成东方社会呈现停滞趋势的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之一。这种机制不仅导致了土地公有制，而且使管理兴修水利和灌溉的专制国家成为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说：“在这里，国家就是最大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私有土地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用益权。”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还把村社制度的存在看作是造成东方社会呈现停滞趋势的另一种情况。认为印度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马克思把村社解释成“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村社实际上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一方面，村社实行的是依靠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成的自给自足经济。这时，社会被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又互不联系的原子，从而“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最后，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都被窒息了。另一方面，它们内部存在着种姓和奴隶制，即“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
在他们彼此之间的书信和有关稿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制度的稳固性以及造成其长期停滞的根源作了简要的分析，尤其对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三个显著特征——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国家职能的独特性以及村社制度——作了概述。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其中自然地理因素是根本原因，土地公有制是基础，专制国家是竖立其上的专门管理公共工程、军事和税收的上层建筑，农村公社是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它既负责分配土地，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又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在它身上体现出东方社会的根本特点。这成了他们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起点，即把经济上的土地国有制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并找出了它们自然史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