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歧路灯》的教育特征研究
时间：2021-06-15 12:03: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清代小说《歧路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系统再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教育观。在客观上《歧路灯》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现代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
关键词： 小说《歧路灯》 教育思想 儒家思想
“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①人类是世界万物中唯一存在自主意识的群体，而教育正是人类在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等的社会需要的思考中应运而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先有了人类社会而后再有教育，两者应是同时产生的社会现象。因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教育使人类的物质精神财富得以积累并进一步持续发展，而社会的需要会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会随之调整，正是这种与时代相适应的教育，使人类不断改善着基本的生存条件，不断推动着自身的社会化进程。作为社会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手段的教育，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早在奴隶社会末期，我国就出现了学校这一专门教育机关，叫做“成均”，足见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教育思想不断创新和丰富，教育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到了明清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学校制度，在教育思想方面，既有对前人的总结和继承，又有结合新时期新情况的突破。笔者认为《歧路灯》正是清初这种教育思想状况的体现和阐释。
《歧路灯》是十八世纪中期清代学者李绿园创作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该作品虽然是假托明嘉靖年间河南祥符所发生的故事，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世间百态，从中我们可以窥察出康乾盛世繁荣下所隐藏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腐败、世风日下、赌博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封建社会末期的“康乾盛世”似乎是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前的回光返照，而在整个社会的腐朽败落中，青少年因缺乏辨别能力、自控能力，成为受害最严重的群体。作为一位接受封建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学者，李绿园对于严重的社会问题绝不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特别是对于封建世家子弟的堕落，他更是忧心忡忡，深感如果不能正确解决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国家将后继无人。于是他在《歧路灯》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浪子回头”形象，而又在这一形象周围安排了诸多的教育者，设置了诸多的特殊环境，力图向读者展示小说主人公是如何在周围师者的帮助下虽经堕落却最终重振家风的成功教育范例。虽然作者囿于时代的局限，有宣扬封建正统思想和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但是在客观上小说《歧路灯》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却十分丰富，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现代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我们主要从它所具有的教育特征来阐释其教育倾向。
1.《歧路灯》的创作目的
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写道：“子朱子曰：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②他自认为《歧路灯》是模仿《桃花扇》《芝龛记》《悯烈经》的作品，“藉科浑排场间，写出生存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己”，③并希望能够“于纲常彝论间，煞有发明”。④由此可知，利用小说这一形式启发诱导青少年之向善祛恶便成为了本作品的写作目的，而这一目的中则隐藏着作家对于教育问题的深刻思考。这正是他对于中国儒家教育“文以载道”思想的自觉传承的结果。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商品经济的萌生，市民阶层崛起，作为正统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因僵化而衰落下去。到明代末期，甚至出现了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帝王的思想。清王朝建立后，为巩固、维护其统治秩序，再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把它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康熙搜罗了当时的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陆陇其等，为其编纂《朱子大全》，重刊《性理精义》，其目的就是为了“正人心”，利用理学来控制思想。同时，清代的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内容亦均以程朱理学为主。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李绿园及其作品《歧路灯》显然也受到了这一思想趋势的影响。在文学观念上他接受了朱熹“重道”的文艺观，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⑤在《绿园诗解自序》中他曾说：“诗以道性情，裨名教，凡无当于三百之旨，费辞也。”⑥这和朱熹的文艺观是趋于一致的，“漫嫌小说没关系，写出忠臣孝子来”，⑦作者把小说作为“载道”的工具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主导下，李绿园深知文学的教育功用，“乃以觉世之心，自托于小说稗官，为《歧路灯》书”。⑧
2.《歧路灯》的作品主题
作品主题是指作者在说明问题、发表主张或反映社会生活时，通过文章或作品的全部内容表达出的基本观点。《歧路灯》以书生谭绍闻的人生沉浮为主线展开，在写作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牵涉其他人事并且会表达出对这些人事的观点和看法。有研究者据此将作品定位为“卫道小说”或“讽刺小说”或“世情小说”等是有所偏颇的，这只是站在某种角度上进行关照而得出的结论。在清代小说的地位并不高，很多学者根本就不屑于创作小说，这或许是《歧路灯》自结稿以后久未刊印的原因之一，而李绿园这样一位出身于“孝子门庭”的封建文人为什么会选择小说这一体裁进行创作呢？这是因为小说可以突破相对固守的时空限制，利用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充分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而《歧路灯》中主人公谭绍闻从正途到堕落的屡次反复是其他文学体裁无法有力描述的，为了更为传神地刻画谭绍闻这一具有教育意义的人物形象，真实反映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选择小说成为必然。
《歧路灯》在开篇即点明：“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资禀必敦原，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再加些滋灌培植，后来自会发荣畅茂，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见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纵以水浇石，一毫儿也不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毫无救医。”⑨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话：“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⑩由此可知，作者认为要想成为“成立”之人必须有谨严的家教，结交正人，接受教育，否则就会一败涂地。接着作者又解释自己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只因有一家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后来结交一干匪类，东扯西捞，果然弄的家败人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还有本族人提拔他，也亏他良心未尽，自己还得些耻字的力量，改志换骨，结果也还到了好处，要之，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11}很显然，这两段话在全书中是起着统摄作用的，统观全篇，作者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写作的，而主人公谭绍闻也就作为一个受教育者的形象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围绕这一受教育者，作者谈到了谭绍闻在其父谭孝移的早期教育下如何资禀敦厚、学有所得，在其父死后如何受匪人引诱逐步堕落，周围的师长友朋如何对其极尽挽救，终重振家业。在极力成就谭邵闻的过程中作者自身的教育思想也自然流露，比如对于幼教的重视，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视，对于自我教育和持续教育的重视，等等。笔者认为《歧路灯》成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于主人公谭绍闻的教育过程，将《歧路灯》定位为“教育小说”应该是科学合理的。
3.《歧路灯》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教育主体对于所希望达成的结果的设定，具体说来就是对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标准和规格要求的设定”。{12}由于教育目的要回答的是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因此教育目的是整个教育的核心，是教育活动的依据和评判标准、出发点和归宿。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根据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验及政治制度来定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培养标准，我国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地位的，教育目的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印记。《孟子·滕文公上》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则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对于教育目的的文字表述。这种表述突出地反映出教育的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宗旨，它是为封建统治者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