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岁夏书章,内心有根的“中国MPA之父”
时间：2021-06-09 16:00: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生跨越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
少时目睹民族积贫积弱，他立誓研究治国理政，从此一生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活的教科书”。
他被公认为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把自己一生的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到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中。
他是夏书章，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MPA之父”。世界风云变幻，他却始终不忘初心，以澄澈的心、爽朗的笑，坐拥书斋，问道善政、良治之学。
矢志研究国家治理
“我的前半生一直在路上，可谓‘九死一生’。”谈及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夏书章用了这样一个词。
他出生于江苏扬州乡下，父亲是乡绅，却30多岁早逝，在扬州中学读初中的夏书章无奈辍学。正好一个表兄在南京《新民报》当排字工人，让夏书章去当校对。可惜夏书章又去晚了，没得到这份工作，于是只好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的同乡那里住了下来。
当时，恰逢《首都学生》杂志有奖征文，夏书章写了一篇《我的故乡》投稿，居然得了第三名，得了10块大洋，这在当时可抵两个月伙食费了。同乡见状就鼓励夏书章去考高中，结果，夏书章一举中第，考入南京第一中学。校长是一位教育家，发现夏书章成绩很好，却交不起学费，出于惜才，就让他免交学费入学，还介绍他去民众夜校当老师。于是，夏书章白天去念书，晚上去教书，还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作“小老师”。
1937年抗战爆发时，夏书章才念完高二。再次中断学业的他去乡下办了一个新式私塾，维持了半年，后来又在一所临时高中补完了高三的课程。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全国高等学校统考，但考区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夏书章还是决定前去一试。1939年，他和几个同学坐小船躲过日本人的严密排查，通过了沦陷区抵达上海。囊中羞涩的他四处投亲靠友，最终顺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部分学子投身数理化和经济学，而深受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文化影响的夏书章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治学。
由于南京沦陷，学校迁至了千里之外的重庆。“那时候的山间公路，蜿蜒曲折，七十二拐，山谷里能看见很多翻下去的汽车。”当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到达学校时，夏书章已经错过了许多本专业的课程，不得不选修别的院系的课程来代替学分。
即便如此，夏书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又前往行政管理学科的发源地——美国求学，进入哈佛大学立陶尔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前身），攻读公共行政学研究生。当时，从重庆到美国旅途只有一条路：先冒着被日机袭击的危险从重庆飞到昆明，再飞越喜马拉雅山，沿着著名的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加尔各答。他从舷窗望去，常可见在雪山中闪亮的飞机残骸。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孟买，由于战争，地中海已无法航行，而北太平洋又为日军所控制，他只得取道南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進入巴拿马运河。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横渡太平洋的旅程凶险莫测。“那时候在船上，上面有日军飞机的轰炸，下面有潜艇和水雷的威胁，我们吃饭、睡觉和上厕所都带着救生衣，随时都做好沉船落水的准备。”当在最终目的地波士顿上岸时，夏书章不禁有劫后余生之感。
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让夏书章意识到了中国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更加坚定了他研究国家治理的决心。夏书章认为，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在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中，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科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行政管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范围最广、最具权威性的管理，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1946年，夏书章成为最早在国外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彼时，日本投降，八年抗战取得胜利。走过战争、屈辱、动荡，终于看到振兴曙光的夏书章毅然从大洋彼岸归来。他很快收到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邀请，于1947年成为中山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主讲行政学、行政法和市政学等课程。从风华正茂的28岁到而今精神矍铄的百岁，夏书章从当年的“中大最年轻教授”变成了今天的“中大最年长教授”，虽然不再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讲课，但仍然为博士生开题、授课、指导论文，“学者报国”的理想从未改变。
从行政学科重建到MPA落地中国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唤醒了沉睡30余年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教育，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开启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新篇章，也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
“1979年，邓小平同志呼吁，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得学术界群情振奋，我当时正好60岁，但也和政治学界的一些老同志一样，顿时焕发了青春。”夏书章依然记得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却欣欣向荣。那年三月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番话：“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