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科研的数字崇拜症与学术认同感的背离
时间：2021-06-09 12:00: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科研数字崇拜症与学术认同感的不对称
目前中国高校的科研生态环境存在两种不对称的现象，让人非常担忧：
一为得益于行政教育主导的计划学术体制的不断推动，科学研究已从少数精英的创造性活动开始成为国内各种类型高校从业人员竞相追逐的一种具有明显功利性色彩内涵的目标。一个人人写论文、撰专著，个个争课题、读学位、拼学术奖项的群众性科研热潮已蔚然成风，促使“科研数字”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学术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为当下喧哗甚至有些躁动的全民学术运动，使神圣高雅、追求卓越的学术研究既不是钱钟书先生谓“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的地方，也不是人类普适意义上“为了获得真理，或是取得最可靠的证据基础上建立的结论”（胡克语）。经过行政学术体制多年来的不断进化，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在相当数量的人群眼里已经异化成赚取名利、金钱或谋取“仕进”和“待遇”的工具。尽管它的光环依然靓丽，但由于其本质属性生成了太多的功利性成分，导致人们对学术研究的行为诉求与内在尊重呈完全的背离状态。
一方面，为应付、完成上级制定的科研量化指标，一些人实际沦为“学术民工”，年复一年，疲于奔命地盘算如何运作、经营才能挣到“学术工分”的事项，患上了诸如课题焦虑、论文焦虑、著书焦虑、评奖焦虑等恐怕只有中国高校才会出现的学术焦虑综合症，尽管患此症的人并不一定对学术研究有真正的兴趣。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尤其看重的官方学术评审机制，其实是一种以行政资源为主导的自我封闭结构。这种评审体系，其运作逻辑和评委构成本身就是行政权力向学术权力的自然惯性延伸，直接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也潜意识地存在官大学问大、仕而优则学的价值取向。因此，它的客观公正性完全取决于评委们的道德自律，若失控，则极易偏离学理精神的轨道，出现职位寻租、权力寻租的现象，成为潜规则大行其道、官学互动、钱学互动、各取所需的 “学术商品”交易场所。有学者认为，一年一度的大学学术评奖、评职称，便是大学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集中释放大学体制性毒素的时候”［1］。因为，在这种学术评价标准与机制面前,大凡真正做学问,有自己独立见解的白丁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参与其中，若不按潜规则运作并积极“疏通评委”,或若不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挂靠、依附在某位学术权贵的后面，无疑会显得无能又无奈，而且经常是失败者。相反，一些不太做学问但具“社会活动家”人格品质或为双肩挑的人，则往往如鱼得水，成为这种评价机制的最大受益者。在这里，学者们敬畏的不再是学术，学术已没有尊严。
二、行政学术、计划学术的最大社会成本是导致学术道德体系的解体
所谓行政学术、计划学术，恐怕是一个纯中国特色的科研与管理模式。依我的理解，它是把学术研究视为一个可以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产品，主要借助计划经济搞指标的手段，确定一个科研发展的数字增长率，然后再利用行政权力把这个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级教学、科研机构或个体。这种用增长率的数字指标来指挥并提升科研水平的做法，有点类似经济工作中的GDP指标。
不过，于经济领域分析， GDP数字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问题也纷纷反映出来。不少学者指出，GDP反映的仅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对这一指标的过分崇拜，会引发诸如社会分配不公、民生权益得不到保障、环境恶化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成本），导致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造成GDP数字高企与人们生活水平严重背离的状况。为此，国家高层已经意识到单纯追求CDP数字增加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开始强调科学发展观。同理，大学对科研数字的崇拜，与经济领域的GDP崇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样的。这种科研GDP主义导向，会消解、稀释学者对学术研究品质所隐含的终极价值追求，进而淡化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崇高性，大量出现所谓学术泡沫、学术垃圾的现象，其中最可怕的是导致学术道德体系的解体。它主要表现在：
其一，功利性的学术研究取向已一定程度地成为当下高校学者从事科研工作的“价值观”。罗素曾主张大学的学术研究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导，应当与“眼前的用途无关”［2］。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有些偏激，但至少说明一点，作为思想的结晶，精神的产物，无论你从事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前提都应对学术研究本身有发自内心的浓厚兴趣和强烈追求，如此才可能衍生敬畏学术、对学术负责、对学术成果负责这一大学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若是基于功利心态，首先算计学术研究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则必定与真学术无缘。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制度设计导向背离了学术成果的生成规律和它的精神品质，将其简单等同于产品制造,并过多地渗入了商品化意识，终使金钱主导学术，追求学术利润的最大化成为大学内部相当数量学者的一种共识。在这里，“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3］。对一般教师来说，参与学术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职称晋升或功名利益之类的好处；而对学校各级领导而言，科研GDP数字增长率则成了学校的“形象工程”以及办学政绩的主要指标。违背学术发展规律，急功近利的行政学术大环境，导致学术圈内普遍弥漫着崇尚物质好处、浮躁、浮夸、庸俗的“学风”，人们放弃了为学而学、追求卓越、甘于寂寞等治学所应当恪守的道德底线。
其二，行政学术评价机制把中国学者对待学问的“传统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近代科学技术体系之所以起源西方，主要得益于西方学者的思维过程有重认识、重分析、重方法、重理性、重精确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正是中国文化缺乏的。林语堂先生曾对中西方学者的治学态度进行过比较分析，指出西方学者对科学研究有近似“病态”的执着，这种“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 才能包含一部分真实的科学功绩”［4］（P52）；而“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是因为“中国学者免去了这种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缺乏科学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与普通感性……”［4］（P56），故只能在科学的“幽默与庸见”里徘徊。1912年,胡适先生也对中日两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所起作用作了类似比较,认为日本在内政、外交、军事、教育、文学、科学等方面，均全面实现了“留学生已归而致其国于强盛之域”的目标，然中国留学生则根本没有达至“为己国造新文明”的初衷，除当时政府教育方针有问题外，留学生本人学习目标定位,仍秉承“苟且速成……但欲得一纸文凭,以为啖饭之工具。故当其未来之初，已作亟归之计”［5］（P20）的传统功利心态，他们关心的是“何科为最易，何校易于毕业，教师中何人为最宽”，如此投机心态，使得学成归来的最终结果是“……仅为学问之初级，其于高深之学问，都未窥堂奥，无论未能升堂入室矣”［5］（P22）。
这里稍费笔墨引用两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对中国学者做学问的态度评价,想表明：中国学者读书做学问向来是与功名利益紧密相连的。因为这种传统，所谓避难就易、投机取巧、只求速效的潜意识，也就普遍存在。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就以改变这种积习为办学要旨，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摒弃读书“做官发财思想”。通过符合大学题中之义的制度设计，前辈教育家们的努力，应当说在矫正读书做官发财的思想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中国的大学已初步形成了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唯一支撑、追求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文化氛围，因此建成了像主导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抗战时期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等一批与国外主流大学只有量差没有质差的优秀大学，可惜这种精神品质没有得到传承。相反，由于行政权力与商品意识已过分介入了学术生态圈，在凡事都与“学术成果”数量及学术级别挂勾的政策导向下，学术精神正在萎缩，传统积习在放大，且有“发扬光大”的趋势。事实上，基于趋利的人类本性，眼下大学内部对学术有兴趣无兴趣者，都在积极开动脑筋寻找“被学术”的机会，以换来好处。当然，在这场全民“被学术”的运动中，脱颖而出者，如前所述，多是那些不太作学问，但极富“智慧”且具“社会活动家”人格品质或为双肩挑的人，而潜心求学不会跑关系的真学者则往往成为“被学术”的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