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抗日游击战略方针的最终确立
时间：2021-05-25 20:00: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等致电身在南京的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时,他指示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据聂荣臻回忆:“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共中央的面前: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军事策略——战略方针是什么?换句话说,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
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一直采取慎重的态度
1937年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要求他们转告蒋介石:“(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引者注:康泽为国民党特务头目),以便指挥作战……(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
“不要康泽”、“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意味着中共军队独立自主;“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意味着红军主要起战役配合作用,不和日军正面硬拼。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再次联名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人正在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这一指示,首次明确提出了红军对日作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游击战原则。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又联名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等,针对蒋介石已经暴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上述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8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准备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指明红军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8月5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两个《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当天,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回电强调:“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指示:“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对蒋不说几分之几,事实上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一直采取慎重的态度。
在电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仅仅4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却又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不难看出,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8月9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洛川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发出训令,训令提出的十项条件多有涉及战略方针:“(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八)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红军。”
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党的任务、战略方针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遂决定“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由于洛川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所以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此次会议上,毛泽东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对此指出:“毛泽东最初提出这一方针时,突出的是山地游击战,主要战场是山西。这是由于山西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前线,八路军要坚持持久抗战,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山西的有利地形条件,用游击战争控制山西,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以此为依托逐步向外发展。在能够有效控制山西之前,八路军不宜于也没有足够力量向平原地区发展。其次,山西是日军华北作战的中央线,也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八路军出师抗战,首先面临的是如何配合山西国民党正面战场粉碎日军进攻,保住山西,屏障河北平原,阻止日军南侵。这决定了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在关于华北抗战的战略思考中,只能把如何以山西为中心开辟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作为主要课题。因此,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被置于突出地位。”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即日开赴抗日战场。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红军在抗日战争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当时不能说党内、军内是异口同声一致同意的。参加会议的萧劲光曾说:“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回顾人民军队战史时,也谈到了这一战略转变的艰难:“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毛泽东所言非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