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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黑社会研究的另一扇大门

    时间:2021-05-06 16:03: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五一三天假期,笔者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读香港大学朱耀光(Yiu Kong Chu)的著作《三合会的生意》(The Triads as Business),感触颇深。正如牛津大学研究西西里黑手党的权威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所说:“关于黑社会领域研究的著作一直比较匮乏,尤其是对“三合会”的研究佳作更是十分罕见,在朱耀光之前的一部研究“三合会”的著作要上溯到四十年前摩根(W,P,Morgan)的《香港三合会》(Triad Societies inHong Kong),由此可见本书的研究意义”。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发现,该书不但详细介绍了香港“三合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研究黑社会问题的全新路径。
      首先,黑社会研究需要深度分析而不是白描式的案件呈现或传统犯罪学研究的三段论
      其实,研究香港黑社会或者大陆黑社会问题的书籍并不鲜见,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可说十分高产。就笔者查阅的资料来看,研究大陆黑社会问题的书籍种类繁多,涉及历史学、刑法学、犯罪学等多个领域,只是这些书籍很少能得到国外学者的认可。究其原因,当然有语言和学术规则方面的差异,但是主要还是我们的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创新性。我们的著作总是千篇一律的“现象、原因、对策”三个方面。现象分析每本书都写得大同小异,泛泛而谈,缺乏深度,而且互相抄袭,从笔者找到的港澳台黑社会组织在大陆活动的有关资料和数据来看,几乎每本黑社会问题研究的书籍在涉及这一问题时都提到“截止90年代末,活跃在广东和福建的港澳台黑社会组织达四十多个……”,但是到底是哪四十个黑社会组织?他们分布在广东、福建的哪些地区?他们在大陆主要从事哪些犯罪活动?都没有提及。关键在于这段话在很多书籍中出现,必然是有一个出处的,但是没有一位作者做过引注,标明出处,恐怕都是互相抄来抄去罢了。笔者对“四十几个”这个数据本身也有疑问,因为目前在港澳台地区比较活跃的黑社会总数加起来也达不到四十个。以香港为例,在1912年到1939年之间,整个香港黑社会主要由八个“三合会”组织控制,在1974年之后,香港黑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四个较大“三合会”集团,即潮州(Chiu Chow)、14K、和胜和(Wo)、联记(Luen)等。这四大集团下面又包括了许多小的“三合会”组织,其中比较活跃的只有十五个左右,其他小的“三合会”组织多半只是在有限的区域内有一定的影响力,根本没有脱离所在区域向大陆转移与扩散的实力。因此,我们对四十几个活跃在大陆的港澳台黑社会组织这个数据就要提出质疑。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如果计算所有在大陆活动的涉港澳团伙的话也许可以达到四十多个,但是这其中是不是所有的团伙都是港澳台黑社会组织?或者其中是否有黑社会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组织),这些问题都需要再作进一步研究。由于这个数据本身没有出处,所以进一步的分析就会比较困难。
      关于原因的分析,所有的中文出版物都会提到社会原因、心理原因、法律原因等,一些较早的书籍(80年代初)还会提到阶级性等问题,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原因不对,而是这些原因的分析都缺乏深度。在所有的犯罪问题中,哪个不涉及社会原因、心理原因、法律原因呢?但是能够突出黑社会犯罪特性的原因分析或者说针对黑社会犯罪特性的分析太少了。泛泛而谈等于没谈,因此,这种原因分析缺乏实际意义。
      对策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每本书涉及到的点都差不多,缺乏针对性和新意。笔者以为,这大概是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在黑社会犯罪研究领域处于空白状态的主要原因。
      其次,关于实证研究在黑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偏重于推论式的研究,在分析问题时多用演绎思维,因此,我们的文章常见的格式是“某某理论认为……、某某学者认为……、我认为……”。个别专家的“我认为”或者还有几分令人信服的余地,一个尚未入学术之门的普通研究生也妄谈“我认为”就有点可笑了,这个世界怎么会关注“你认为”呢?你又凭什么“认为”呢?这种空谈式的研究已经使我国的学术研究陷入了困境,靠理论推理论,脱离实际问题很难真正有所创新。
      实证研究在我国一直以来比较匮乏,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学者的不断尝试和努力,实证研究方法也开始逐步流行。但是,目前,我国学术领域内的实证研究还很不成熟,部分学者迷信于数理统计和大样本,其实这样的实证研究缺陷并不少。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统计学,搜集大样本,进行统计学上的研究固然是实证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这并不是实证研究的全部。实证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但是现在部分学者为了实证而凑数据,这样做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其次,统计学和大样本的研究也只是实证研究方法中的一个类型,在某些领域,这些方法比较适用,如白建军教授对刑法条文分析,对刑事案例的分析等等,在经济法、民商法领域这种研究方法也比较适用。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说黑社会研究领域,这种研究方法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黑社会本来就不具备大样本,搜集数据就更不容易,难道就因为这样我们的实证研究就不用继续做下去了吗?当然不是!小样本的研究,如果抽样方法好,同样具有典型性,同时我们可以采取访谈、实地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因此,我们在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必须要思路开阔,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有大样本、是不是有数理统计,而是我们是否掌握了实证研究的精髓。实证研究的实质在于重视“我发现”多于“我认为”。客观的东西是不会撒谎的,用客观事实去印证主观理论,在客观现象中发现主观的理论。在学术研究中不但要重视演绎的思维方式,更要重视归纳的思维方式,这才是实证研究方法所提倡的。当然,实证研究需要有科学作为支撑,特别是统计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是必须要掌握的。在这方面,本书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开篇之首,作者就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一香港“三合会”并不是单纯的犯罪组织也不是一般的“经济组织”(即提供“非法”商品或服务的组织)而是一个提供“保护”的组织(即“三合会”是以出卖“保护”这种特殊服务获取经济利益的组织),在后文的具体论述中,作者围绕自己的假设搜集了多方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报纸、杂志和官方报告),详细介绍了香港“三合会”在合法市场、非法市场以及国际市场上的活动,并以此来证明香港“三合会”组织实质上是一种提供“保护”以获取经济利益的特殊的经济组织。同时,书中不但有来自各方面的数据,作者还对反黑部门的警务人员、黑社会犯罪的受害者、社工、老师和记者等进行了访谈,通过这些第一手资料对香港“三合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对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探讨。当然,如同作者自己指出的那样,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三合会”组织成员和购买“三合会”组织保护的人的了解,没有对这些人进行访谈和调查。但是,我想这不是作者个人的努力可以解决的,而是所有黑社会研究当中面临的问题,因为黑社会组织的秘密性使外人难以进行接触,而且一旦接触过密,有可能产生伦理上的问题甚至可能危及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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