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人性论对中国传统法制的影响

时间：2021-04-10 20:01:4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文章梳理了先秦诸子的人性论观点，无善无恶说，性善说，性恶说，绝对性恶说。论证了人性论对中国传统法制的影响：“性善论”导致对皇权刚性约束规范的缺失，“性恶论”——重典治吏的逻辑起点。 “性善”与“性恶”这两种矛盾的人性论，被后世的王朝統治者们交替采纳，当辩护君权独大，不需要法制层面的刚性约束时，“性善”论是人君的有力武器，当论证重典治吏，严酷处罚违法官吏时，“性恶”论是不二之选。对于人性的矛盾认识，使得中国古代约束君权和约束官吏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关键词】性善；性恶；约束君权；重典治吏
　　有关人性问题历来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所热衷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确切的说就是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向来是中国哲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1]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2]先秦诸子们对于人性的认识基本是按照“善、恶”的框架来展开的，先秦诸子对人性善恶的激烈争论，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的传统法制。
　　一、先秦诸子的人性论观点
　　从夏代起，统治者便利用“天命”来进行统治，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认定夏王“受命于天”。一切万物都是由天或上帝来主宰。一切权威由天或上帝来承载。人事是渺小和卑微的，对人性的讨论淹没在对天帝的崇拜之中。西周时期，情况有所改变，周王为了论证统治的合理性，将统治的目光转向了人事，提出“明德慎罚”，“以德配天”稍稍纠正了夏商两代对天的崇拜，但是还是没有怀疑和否定“天命”的思想，“天命糜长，有德居之”。天命会转移和变化，但是本身还是存在的。真正对“天”思想的责难，来自西周末年，随着旧的统治的崩溃，新的思想产生了，“天命不彻”，“下民之孽，匪将于天；尊沓背憎，取竟由人”。[3]郑国的子产也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对民的真正重视，对天的真正远离预示着新的制度的产生，也预示着新的人性哲学的开端。
　　先秦人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部分，占有重要地位。先秦时期对于人性论的讨论，是古代人们对自我认识的新篇章，是将人从夏商周三代神秘的宗教天命观念解放出来的关键，通过先秦诸子的论述，人们开始在社会现实中认识人的本质。传统观点认为先秦诸子对于人的认识，对于人性的探讨，基本是以“善——恶”为标准进行的，依据善恶的有无多寡，大致可以分为性善说，性恶说，有善有恶说，无善无恶说四种。
　　1、无善无恶说
　　先秦诸子思考的焦点随着由天到人的变化，对人性论的讨论也是由浅入深，由空洞到深刻的，无善无恶说的代表人物是告子，他认为，性是人生而固有，不学而有的本性。“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即饮食男女等是天生就具备的，人的本性就是吃穿的需要和性的需要。因此，谈人性，无关乎善恶。“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告子所谓的人性更多的是针对人的自然属性，他用白羽、白雪、白玉的共同属性“白”来表征人性。认为道德或者说人性的社会属性是后天社会环境造成的，并非人生而就有。
　　2、性善说
　　性善说的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同时也是先秦诸子中对于人性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的人，他批判总结了各家关于人性论的观点，提出了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由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超越了告子的人性自然属性观点，在之上提出了，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标志，就是人有人性。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轶也，性也。”（《孟子·尽心下》）认为人的本性有自然属性，生理上的享乐就是人性。除此之外，孟子还提到了人性的社会属性，他认为人有生而为善的天赋，也就是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没有这“四端”即“非人也”。拥有了这“四端”加上后天培养，“扩而充之”，可以发展成“四德”即仁义礼智。孟子与告子的最大不同在于，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具有道德性，有善的属性。这种属性超越了口舌之欲的人性自然属性。孟子甚至认为人性来源于天，通过自身的后天努力，人人都可以转化为圣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3、性恶说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诸子学说的集大成者，其人性论观点批判吸收了告子和孟子的思想。一方面，荀子继承了告子和孟子的关于人性具有自然属性的观点，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凡性者，天之就也”。（《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人性像是最原始朴素的材料，本质就是天然。另一方面，荀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生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礼论》）因为人性的自然属性就是求得自身的舒适，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和社会礼仪道德不符，会导致冲突和斗争，是一种恶。所以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但是荀子相信人是可以转变的，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王制》）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终点却是一致的，所区别的是，孟子认为人性和天是相通的，只要后天积极努力，保持善的天性即可。荀子却认为天人相分，天性的恶，只要后天努力也可以变为善，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4、绝对性恶说
　　绝对性恶说是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观点，在先秦法家看来人性就是“好利恶害”，比如《商君书》的观点：“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4]厌恶劳动，安于享乐是人的本性。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是将人性视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在他看来“人人皆挟自为心”，就是说人人都是自利的，人之常情就是“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总的来说，先秦法家是前秦诸子中对人性自私自利一面揭露地最为深刻的派别。遗憾的是，先秦法家只看到了人性的恶，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道德教化后天学习根本不起作用，只能因势利导的通过刑赏的手段来控制，正因为人都是恶害的，所以需要重刑，“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法家的人性论完全否定了社会环境的后天影响，因此是一种绝对的性恶说。这种绝对的性恶说自秦之后也渐渐消失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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