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龙与董必武、盛振为
时间：2021-04-10 12:02: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杨兆龙南京初遭不快，
董必武出手相助
1949年8月杨兆龙举家迁回南京，受聘为中央大学（后改名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1950年，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同与会的有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博士，她是1945年与董必武等人出席首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她关注当时的土地改革，对杨兆龙说：“您是法学家，应建议政府制定土改法，俾使土改工作有法可依，保障其健康发展。”杨先生遂在会上说：进行土改是必要的，但总要有个法律规定。
出席会议的一位领导对杨兆龙的意见大为不满，当面对他进行了批评，意思是土改是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轮得上你们这些人说三道四吗？并于会后立即去南京大学收集杨兆龙在教学中的“反动言论”，指责他在课堂上有散布国民党“六法”观点的问题。杨的学生端木文（后为山东大学教授）函告杨的子女说：“杨先生为人正直、学识渊博，诲人不倦，深受学生爱戴，他就各种法学学派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态度客观，并无不当。杨先生对官方的批评泰然处之。”
杨兆龙有些气愤不过，要求那位领导道歉，那位领导不肯。后来柯庆施同志派专人到杨家说和，柯老还请杨兆龙和南京法院院长鞠华同去北京参加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气氛才得以缓和。杨兆龙在会上表述自己的意见，是正当地行使代表的权利，所谈的内容也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央政府也正在起草土地改革方面的法律。
这年7月，杨兆龙与鞠华同赴北京出席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期间，经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德国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张志让介绍，与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会晤。董必武1904年曾赴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是中国共产党内难得的法律专业出身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之初， 对旧司法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用他们的法律知识，解决新中国司法人才缺乏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不让他们失业以致造成社会混乱。董必武极为重视对这些旧司法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在1949年下半年开办新法学研究院， 专门改造旧法律和旧司法人员， 培养新的司法工作者。该院开学典礼时， 董必武作《旧司法工作人员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对旧司法人员进行思想改造的可能性、困难性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思想改造的方法和途径，在当时旧司法人员的改造过程中起了指导作用。到1952 年上半年有四千多名旧司法人员经过改造，被吸收到司法部门参加工作 。董必武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重视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人，政法院校的建立和恢复，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成立，《政法研究》等专业刊物及专业出版社、研究所的创设，都与他的努力分不开。在《董必武法学文集》中收录的1949年至1956年的三十七篇文稿中， 以政法教育为主题或论述到这一问题的文稿就有十八篇， 几近一半 。
因此，董必武和杨兆龙在这次会见中，畅谈新中国法制建设，甚为投机。董老对杨的学识非常赞赏，并说，你的观点我都赞成，但现在也不是我说了就算。董老还询问了其在南京的工作情况，杨如实相告。时值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一职空缺，有意邀请杨来担任，杨征求董老对此的意见。董老赞成杨离开南京，换换环境，并说他会通知中央统战部准予调职。事后，董老确实给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同志打了招呼，该部专门让一名处长办理此事。
得到董必武的首肯之后，杨兆龙回南京后即向校方提出辞呈。南大法学院学生闻讯后，联名上书校方，且派代表向校党委书记孙叔平、校长潘菽要求挽留，法学院院长高一涵表示愿意让位给杨先生，恳请杨留下来。潘校长为此致函东吴大学，表示：“为你校拟请杨兆龙教授为院长，本校曾表示万难同意，理由是南大法律系确倚畀杨兆龙先生，但你校并未重视我校意见，仍聘杨前往，致引起该系师生在教学情绪上之 极大不安。”东吴大学回复潘校长的函说：“本校此次聘杨兆龙教授任院长，事前曾经全体同学及教职员之赞同，院务委员会及校董会之通过。程序固甚隆重，考虑亦属周详。”时任东吴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的倪征燠后来在《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中回忆道：“杨兆龙学业高超，且擅长行政。那时我推荐他任院长，获得全体师生赞同。”
南京大学还不甘心，派学生陈世震、罗华俊代表南大赴沪与东吴方面协商。最后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由杨先生担任东吴法学院院长，但为照顾南京大学法律系之特殊困难起见，同时由杨先生在南大担任兼职教授。
盛振为被错捕错判，
杨兆龙慷慨解囊
东吴法学院的院长为何出现空缺呢？这就不能不说到盛振为先生。
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着手“抢救大陆学人”，恩威并施地要求大陆高级知识分子到台湾去。抢救名单上有四种人，第一种就是各大学、学院的负责人，时任立法院委员、东吴法学院院长的盛振为的名字自然列于其中。但他选择留在了上海，这一方面是因他的父母年迈多病，更主要的是他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失望。抗战爆发后，他为了支持国民政府抗战而迁校至渝办学，为此他还加入了国民党，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党专政、发动内战、贪污腐败等使盛振为感到极度困惑。他因此没有参加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党员的例行登记而自动放弃了国民党党籍。
四十多年后，盛振为和女儿谈起当年留守上海、拒去台湾的原因时说：“我为什么要跟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呢？我追随他们至渝办学是为了抗日，那时上海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还建立了敌伪政权，我岂能认贼作父当汉奸？现在要打到上海来的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要统治国家也少不了要办教育，我为什么要走呢？”
如果说当年杨兆龙本不愿意再到国民政府任职，后在共产党为释放政治犯要求杨去担任最高检察长的情况下，才勉为其难的话，盛振为和杨类似的是，他也拒绝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请他担任教育部长或司法部长的提议，也婉拒了要他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任命。这时盛振为还接到过耶鲁大学邀请他任教的公函，还接到过联合国驻沪办事处主任关于他任职的口头邀请，他都拒绝了。他坚定地表示：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离开中国的，我有自己的祖国，绝不流亡到海外去当寄人篱下的“白华”（上海人称十月革命后流亡至沪的俄国人为“白俄”，以之推论流亡到海外的中国人为“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