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法律场景与情感重构
时间：2021-04-10 00:01: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民初小说《春阿氏》源于清末北京发生的真实事件。此案一出，各种“群体”如文学、报纸、法律等的积极参与，使得此事件成为众声喧哗的多元“文本”实践。一、从文本大量引用案件判决及摺子等可看出作者的用心，那便是借助小说重构或重建真实的法律场景；二、整个小说从开场到终篇始终呈现个体的哀怨与伦理叹息。它成为文学这一解释性群体的文化标识，亦对人类价值观的生动提醒。
关键词：文学 媒介 律法 解释性群体 公案书写
一、引言
文本的意义由何决定？编纂者、阅读者抑或批评者？这是令文艺评论家着迷的问题。尤其当书写的文学作品涉及历史记载时，围绕虚构与真实、修辞与实录等的讨论益加丰富，其意义恐似“狂欢的文本”令人炫目。长篇小说《春阿氏》便是这样一部多元意义叠加的文本典范。《春阿氏》写作于民国元年，民国二年（1912）由爱国白话报馆刊印，题名“时事小说春阿氏”，作者署名冷佛。小说此后多次再版，甚至京剧、评剧均有改编演出，可谓传播甚广。此书距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几乎尘封于岁月深处，鲜有人问津。近些年来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它。文学学者从其京味语言、旗人风俗等方面进行分析，突出其作为早期京味文学的文学价值；此外，也有法学学者从清末律法的角度对其中所涉案件进行分析。小说情节源于当时真实案件。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即1906年7月19日，满族姑娘三蝶儿受母命嫁给镶黄旗下文光之子春英为妻，成为春阿氏。婚后数月，春英半夜被人以刀杀死于床上，春阿氏被夫家以谋杀亲夫之罪扭送至官府，左翼正翼尉乌珍接到此案去现场勘察，并提审春阿氏。春阿氏坚称自己与夫口角误杀了对方，要求速死。之后此案又经步军统领衙门及法部审理，最终移交大理院，大理院以疑案将春阿氏“监候待质”。1908年春阿氏病死于狱中。此案一出，一时轰动朝野，不仅小说、戏曲进行改编，甚至当时的一些报纸如《京话时报》《大公报》等亦积极参与案情的讨论。文学、报纸、法律等诸多“解释性群体”的参与，使得此事件成为众声喧哗的多元“文本”实践。它已超越“时事小说”的范畴，彰显出不同“解释性群体”的意义。下面试从两方面论之。
二、重构的法律场景与审案品格
小说《春阿氏》共十八回，前九回详细描述了案件的发生及审理细节。从文本大量引用案件判决及摺子等可看出作者的用心，那便是借助小说重构或重建真实的法律场景。我们先看看审案官员及相关审理程序。最初接手案件的是负责满族事务的官员左翼正翼尉乌珍，案发后他第一个赶到现场勘探。小说这样描写他：“话说左翼正翼尉，姓申，官名乌珍，表字恪谨，是正白旗汉军旗人。学识过人，处事公正。对于地方上，极其热心。在前清来季，官至民政部侍郎、九门提督，是时在翼尉任内。因京城警察，正在初创之时，便就着旧时捕务，斟酌损益，把翼下的技勇兵，编成队伍，打算人渐次改良，以为扩充警察的预备。是日查夜回宅，忽有厢黄满官厅，前来报称：该甲喇所属菊儿胡同内，小菊儿胡同住户文姓家内，有儿媳阿氏不知所因何故，将伊子春英砍伤身死。乌公见报之后，忙的吩咐小队，将文家一千人证一并带翼，并传谕该甲喇，好好的看护尸场。……又想着社会风俗，极端鄙陋，事关重大，不能不确实访查。”{1}他办案十分谨慎，先去仔细勘察，而后再拘案鞠讯，可谓十分尽心。当有民众及报纸认为春阿氏冤枉应将其释放时，乌公说：“阿氏屈不屈，是法律上的事，不能以哲理论断。”
在深入调查中，文光的妾“盖九城”及文光好友普云逐渐引起了人们的疑心，尤其市隐、淡然两人认为，“盖九城”本是妓女，风流成性，嫁入文家后又与普云嘻嘻哈哈，两人一定有私情，为掩盖私情而杀死文光之子春英并嫁祸春阿氏。这种推论十分符合传统语境下的案件审理进路与民众的道德诉求。我们在无数包公案、施公案等作品中会见到类似的道德评判方式，只要案件中出现长相贼眉鼠眼或风流妩媚的多半是犯罪嫌疑人。而在《春阿氏》中面对众人对“盖九城”杀人的怀疑，乌公却说：“这事可不能仓卒，一生评论非到盖棺时，不能论定。究竟这件事，尚无一定结果，你焉能速下断语。”简短的话语中充满了冷静与谨慎，这在传统公案叙述中是极少有的。
案件之后又提交到法部，法部官员蔡硕甫又亲临现场侦查，并询问各位亲属。每一位亲属的陈述都不尽相同，而春阿氏本人除了哭仍是低头啜泣，一会说自己还不如早死，一会说是自己误杀。在此情形下，案件仍无法水落石出，蔡硕甫又命令巡警厅探访局慧甫、砺寰、黄增元三人调查文光的亲友和阿氏的家庭背景。同时，刑部承审官员宫道仁也提出让社会上的侦探介入案件调查中，他说：“全此案中真相，非用侦探调查，不能明晰。若仅据阿氏口供，万难断拟。”对此葛尚书深表赞同，并提出：“另叫各界人士，指出错谬来。方为合法。如今朝廷上锐意图强，力除旧弊，倘书役皂隶们再有虐待犯人及受贿徇私等情，必须查明究办，勿稍循隐。”{2}可见除了社会热心人士苏市隐等人之外，还有体制内外不少系统的人或明或暗合力调查此事，呈现出晚清法律叙述的多元风姿。
就在春阿氏案件审理柳暗花明之际，晚清司法体制的改革也拉开序幕。当年（1906）9月1日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9月20日，裁定方案为“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任审判”{3}，法部与大理院成立之后，两者却也开始了相互争夺权限的斗争。法部力求沿袭刑部旧有的司法权，而大理院则强调审判权应包括对案件的受理、复核等各项权力，维持司法独立。{4}1907年4月13日，大理院和法部办理移交，此案交由大理院办理。大理院经过详细推究并与法部、侦探等多方合议，案件并没有实质性突破，大理院张侍郎于是向葛尚书提出有关此案件的解决方案：
古来疑狱，有监候待质之法，现在之现行例，强盗无自认口供，贼迹未明，盗伙又决无证明者，得引监候处决。则服制人命案件，其人已认死罪，虽未便遽行定诚，似可援监候处次之例，仿照办理，葛公等亦深以为然。随令司员等先与侦察机关缮具公文，令其妥派侦探，细心采访。并令官道仁等查检旧时例案，有与此案相同者，好援例比拟，具奏请旨。{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