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纠纷解决的行为逻辑浅析
时间：2021-04-08 04:02: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纠纷参与主体各自的认知和行为逻辑的分析研究，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纠纷解决实然状态，体会非正式社会控制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建构和维系的重要性，在多元社会控制框架中认识国家法律对农村社会的构建和秩序形成的影响。
【关键词】 纠纷解决方式 行为逻辑 社会秩序
本文以乡村社会的巨变作为研究当前农村居民纠纷解决行为的理论前提。在大部分地区，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关联方式与“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都正在发生质变。
本文以一个纠纷个案，对纠纷参与主体各自的认知和行为逻辑的分析研究，试图解答以上问题。
1.纠纷个案
1.1纠纷的发生
X村村民A在家中手工烧制玻璃工艺品，在烧制熔炉时由于操作不慎熔炉突然爆炸。和邻居B的住宅均被炸塌烧毁，B的女儿受重伤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A本人大面积烧伤于当天晚上死于医院，事情发生后有村民报了警，叫来了救护车和救火车，A妻立即被拘留。
1.2纠纷的解决过程
爆炸发生后第四天，B向A的父亲C提出索赔万元，C当时答应了但次日反悔，说没钱赔，B颇感意外，因为A生前家境殷实。B认为C是长辈（A、B、C都属村内第一大姓，C是同姓中辈分最高的人，在村民中威信很高，家庭矛盾、邻里纠纷一般都请C出面调解）并没想难为他，想着C是明事理的人，应该很好解决。
C反悔后，B请H姓的另两位长者出面调解，但是其中一人以年事已高为由推脱，另一个人见状也就作罢。
B又找村支书调解，但是L觉得很为难，认为这个事情由他说不合适，至此，B决定诉诸法律。B多次到所在县、市的法庭和律师事务所咨询，B还多次去县公安局询问，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案件的公诉被一拖再拖。
这边C请L出面调解（因为爆炸之前，C在村中威望很高，备受尊敬。爆炸之后，由于C教会了A烧制工艺，村民认为C是爆炸事件的祸首，他们对C的一致评价是伤天害理，在村落里，这是对一个人最严厉的舆论惩罚。另外，C还遭受了交往制裁。以前，C在村庄的社会交往和公共事务中十分活跃。爆炸之后，大多数村民对C不再理睬。所以，C迫于压力主动提出调解。但是C自己没有钱，A死后其家庭财产由其妻掌握。A妻取保候审后与Y村断绝一切联系，音信全无。A子大学毕业后远在沈阳工作，同样把自己的生活移到了Y村之外。所有压力都落到了年迈的C身上），L立即答应并转告B，L找双方进行了多次调解但是由于双方在赔偿数额上分歧太大，调解失败。
由于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B找自己远房亲戚W，W建议B再次调解，因为今年省高法要求80%的案子通过调解解决。到了法院一样要调解，还不如私下解决，于是B请W出面调解，W又请村支书L协同调解，但由于同样的原因，调解再次失败。
两个月后B提起民事诉讼并获立案。B提起诉讼后以A妻作为指控对象，同时，他还在各级人大、公安部门之间奔走申诉，以期尽快提起公诉。B说：“不提起公诉就不会给（A妻）判刑，她不害怕，更不会拿出钱来赔了。”
2.个案分析：对纠纷解决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解读
2.1和解阶段--村民B的解读
2.1.1行为惯性
事件发生之后的第四天，B立即提出和解，在乡村社会中，村民们面临一般的民事纠纷首先会选择和解的解决途径，可以将和解理解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行动，即某种意义上成为个体的习惯性做法，这种社会行动包含了社会全体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意味着个体在选择和解的社会行动之时，更多地受到某种无意识力量的影响和指导。因此一个社会中，当某种纠纷解决方式成为很多人选择的常规时，对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来说，首先想到的必定是此种纠纷解决方式。
2.1.2理性的思考
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协商与合作的选择更多地与个人的意识相关，个人在具体的事件中，选择和解，还是选择其他方式，取决于他/她理性的考量。例如，和解是所有纠纷解决方式中最直接、最便利、成本最低的一种；无论从显性陈本还是隐形成本，它不需要第三方的参与，把对原有社会关系的破坏限制在最小程度，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还有恢复的可能，使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
2.2调解阶段--村民B、H、L、W的解读
2.2.1对B的解读--寻求第三方解决的心理寄托
和解不成，B转而求助于第三者的解决（包括H、L、W），因为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中，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邻里纠纷一般都在私下里通过协商、让步妥协等方式解决了，但也会有很多双方或各方达不成一致的情况，希望有第三者出来支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以证明自己的意见才是正确的，或者寻求一个“寄托”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在乡土社会中，第三者很多时候是村中辈分、年龄、威望较高或者知识丰富的人。
2.2.2对于H和另一位长者的分析--长者权威
H对B给予调解的邀请拒绝了，原因正如H说：如果解决不好，发生纠纷的双方会说他“不公平”，说好了解决方案也有可能双方不去执行，反而出了力气也不讨好。从H的话中说明了一个调节难、执行难的问题，但是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地位的提高，人们人际关系的理性化，村中长者的地位逐渐消弱，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但长者权威具体消弱到什么程度不好讲，因为长者在农村的婚丧嫁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案件中B对这种方式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2.2.3对村支书L的行为解读--地方性知识与普遍主义的际遇
村支书L的态度和行为耐人寻味。村委会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村干部在人缘、地缘、业缘集中的农村社会对纠纷的调节发挥重要作用。但村干部解决纠纷可能是一个变量，这与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正直与否等有关。
2.2.4对村民C的解读--实用主义与村庄舆论的权重
C先是接受和解又拒绝和解，继而主动提出调解，前后态度的反复摇摆也值得深入分析，在纠纷发生后，C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邻居的指责、舆论的惩罚，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紧张。这是因为在乡土社会中大家生活在高度熟人化的环境中，道德的认同感都极其强烈，正如德克海姆所说：行为人违背了那种由“社会连带”而产生的集体良知，[2]他就会在无形之中受到某种非正式的社会制裁，让行为人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中，在生产、生活上、在人情交往中处于沟通困难。而C就是被公众舆论定义的违规者，纠纷发生后受到公众舆论的排斥。本案中C由于本身拥有资源的有限性，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与斟酌中反复，当受到邻居指责，公众谴责时，C主动找村支书调解，C行为的心理进行分析可以体现了对纠纷解决成本因素与舆论压力的权衡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