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观念代替“修身”教化
时间：2021-04-06 16:02: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华民国的建立，对教育革新是一个巨大而根本的推动。 民国元年元月，教育部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废除学部教科书，饬令各书局修改存在于民间教科书中的尊崇清廷、避讳抬头等情况，并指令学校教员“如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
由于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以国家大法的形式规定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教育界人士越来越认识到，为了建成“共和立宪之国”，教育方针“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民国元年发表《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指出“公民道德”加上“美育”就是他所倡导的“德育”。蔡氏首倡“公民道德”教育，展现出他作为道德教育近代化开创者的前瞻力和魄力。民初政界和教育界人士都已清晰看到过去的“修身”不足以承担新的道德教育职能，“公民”教育将是未来塑造新民的方向。
事实上，“修身”教育已经开始接纳各种社会读物中出现的近代国家、法律和政治常识等近代公民知识，这些知识因日文法政书籍的翻译热潮而进入学堂教本。就连学部编纂的教科书，也适当收入了有关“国家”、“主权”等近代常识。正是这些知识，孕育了“修身”教育的替代物——现代“公民”观念。
公民教科书出现
中国人的现代公民观念在学习西方公民建设中迅速提升。1912年，曾留学法国攻读土木工程学的无锡人华南圭，翻译了一部《法国公民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较为完整地介绍法国公民社会制度架构和公民精神的著作，它最突出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对“公民教育”包括什么知识内容提出了一个可借鉴的框架。商务印书馆推崇该书“各项组织无不略备，足见共和之真精神”。1914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各出版了一部公民译本，从内容上皆译自美国斯密司著《公民鉴》，中华书局译名为《公民模范》。译者称：“美为先进国，共和之精神、独立自由之真谛，酝酿深厚，灿烂于西半球，取其名著，译而出之，以饷吾国人，为德育之一助焉。”民初“公民教育”一词越来越多见于《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报纸杂志，公民教育渐成潮流。
在这个时代潮流下，公民教育进入学堂课程水到渠成。1916年1月，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规定修身科从第三学年起，在原授“道德之要旨”外，加授“公民须知”。同年10月，教育部再发部令对施行细则进行修正，加入一项说明：“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须知，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这是公民知识进入学校课程之始。次年即1917年，最早的公民教科书出现了。
1917年1月，有两种公民教科书同时出版。一个是中华书局出版、方浏生编辑的国民学校用书《公民读本》；另一个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大绅编辑、陈承泽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就内容之完善和影响而言，前者略拔头筹，该书初版后不断再版，1925年已至第18版。
作者说明这部读本是遵照《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而编。课文文辞雅驯，论述中平，没有空洞的道德说教，以近代国家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核心，强调国体变更、政体改革的意义和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不啻为一种宝贵的现代启蒙。
“公民”进入课程体系
公民知识进入了学堂教学，公民教科书也已经出版使用，但是课程体系中尚无独立的公民科目。在实际教育中，整个社会和教育界日益认识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与“修身”相比，它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修身”科是学习日本教育的结果，而民初十年是中国教育从仿效日本转向接受美国教育思潮的时期。1922年，“壬戌学制”确立，采用美国“六三三学制”沿用至今，成为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
随着新学制的确定，1923年6月《新学制小学课程纲要》公布。该纲要专文说明公民科与修身科的不同：“公民科的范围比修身科广得多。修身注重个人修养，公民则重在研究社会环境的状况，把个人修养纳做是人生适应社会的条件。”从此“公民”作为一门独立科目进入课程体系。经过调查，地方学校多已增设公民学科，“修身已有以公民学科代之之趋势”。公民教育迅速在小学校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公民科的设置使公民教育在上世纪20年代走向繁荣。最新出版的王有朋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共收录近代公民教科书和教授书180种，绝大多数为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出版，种类数目可显其繁荣之状。其中，不能忽视的还有基督教青年协会书局发行的“公民教育丛刊”，包括《公民教育运动计划》、《怎样做中华民国的良好公民》、《国际问题讨论大纲》、《国庆节与公民教育运动》、《不平等条约讨论大纲》、《领事裁判权讨论大纲》、《爱国者应研究的问题》、《公民宣讲队办法》、《公民与民治》、《地方自治讨论大纲》、《公民纲要》、《公民诗歌》等20种，还有《公民教育图表》、《公民测验表》等读本。在近代公民教育中，不论出版物还是公民教育实践，基督教青年会都有卓越的贡献。
创办于1923年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是以推进平民教育、实现救国改良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它的创办者晏阳初和一批立志于此的知识分子所投入的这项事业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教育实践之一。“公民教育”是平教会推行的“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之一，平教会专设公民教育科，编纂有关公民读本。
此外，还有众多地方学校自己编纂使用的公民读本等，例如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发行的《初中公民学教本》就有很好的口碑。
公民教本之特点
众多公民教本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作者和出版方来源不一，十分广泛，有著名的国家法学家、宪法学家、外交家、教育家、出版家，有极富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经验的学者、教师，还有宗教机构以及民间教育团体，丰富多样不拘一格。
第二，不同教材内容结构、篇幅布局各异，表达也毫无雷同，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
第三，从众多公民读本所反映的上世纪20年代公民教育精神来看，与民国建立以来的道德教育宗旨一脉相承，是对民主原则的肯定，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对新文化理念的张扬。
第四，这些公民教科书都取得了良好的销售量，再版次数较多。方浏生编辑的国民学校《公民读本》到1925年已再版至18版；朱文叔编《公民课本》1931年再版至37版；舒新城的《初级公民课本》1923年初版，1933年再版至29版；陶汇曾等编的公民读本道德篇两年后就再版68版；周鲠生所著《新学制公民教科书》是中学用书，而新学制的高小用公民教科书3年间已达第60版。这些数字是令人惊叹和有说服力的，足可证明上世纪20年代公民教育之繁荣。
可以看出，“公民教育”在上世纪20年代末之前是为培养现代公民而施教，它是一种宗旨、一种信仰、一种现代理念。
（金卫东摘自2012年 12月10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责编：徐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