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贪官现象透视宋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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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第七届学生科研项目暨首届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SRTP）项目编号2011SRTP009
摘 要：宋代贪官现象尤为严重，有其特殊的时代、社会、法制等特殊原因。宋代官员的贪污腐化，跟政权体制的重叠架构，政治上的重文抑武，商业的空前繁荣，土地政策的“不抑兼并”，司法制度对官员的宽容都有很大关系。宋代贪官现象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
关键词：宋代 贪官 重文抑武 商业 土地 司法 危害
[中图分类号]：Z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7-0188-04
官吏的枉法受贿，科敛入己现象，在宋代尤为严重。宋代 “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1】官吏们有恃无恐，从上至下，奢侈腐靡，贪污贿赂公行。
史实记载
《宋会要·职官》中提到：分布四出，唯利是图，馈遗既足，他皆不问，曰下马钱，曰发路钱，曰折送钱，曰特送钱，批胜既足，则又有夫脚钱……又有意外无厌之需，稍不满欲，多端罗织。其间或有不法事件，不过增加馈遗，虽有过愆，置而不言。这里的下马钱、发路钱、折送钱等，已成了合理合法的贿赂。宋代诗人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官十九。”十官九贪，正是当时社会的状态。
北宋的宰相王黼，生活靡烂奢华。“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2】时朝廷欲联金攻辽，王黼竭力怂恿，不遗余力，且大肆搜括，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余万缗，买五、六座空城伪称胜利，进封太傅、楚国公。
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然而后来却贪婪金钱，玩弄权术，他饶有家财，但仍广受贿赂。《宋史·赵普传》记载了赵普以权谋私的行为：时官禁私贩秦、陇大木，普尝遣亲吏诣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货大木，早称普市货鬻都下。无论是江南国还是吴越国，都经常向他行贿。此外，赵普还“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广其居，又营邸店规利。”
臭名昭著的南宋丞相秦桧，据《系年要录》记载：“喜赃吏，恶廉士。……贪墨无厌，监司、师手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及其脏污不法，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秦桧颇有心计，积极参与“反贪”，实则是他利用惩贪为借口，打击政敌的方式。
此外，史书中还记载了两宋期间的大量贪腐史实，官员层出不穷，蔡京、李瑶、申文纬、李继昭、杨戬、高俅……“贪浊成风，椎剥滋甚”【3】，对社会和百姓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宋代尤其突出的贪腐现象，折射出宋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
重文抑武，分化事权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登上皇位，建立北宋。他深知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拥兵自重，割据战乱，恶性势力膨胀带来的统治危害。为了彻底防止类似“陈桥兵变”的事情再次发生，赵匡胤比以往君主更加着意从制度上加强皇权。宋初的历史，就是围绕统一全国、加强皇权、确立新的政治秩序等核心问题渐次展开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4】的治国方略，得到了自太宗以后历朝统治者的切实遵行。
北宋开国之初，赵匡胤为了实现皇帝政权的独享性，必须消除任何对其权利构成威胁的人事安排和制度设计。赵匡胤总结，五代以来威胁皇权的两大根源，一是禁军将领，一是藩镇势力。赵匡胤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这就是史称的“杯酒释兵权”。这反映了赵匡胤解除禁军将领的基本手段：用经济赎买，“利欲”解决“权欲”，而不是以政治迫害或暴力相夺。宋代武将大多贪图富贵，与这种政策有很大关系。
宋初削夺禁军将领与地方藩镇权利的措施，根除了武将对皇权的威胁，武将地位下降。政府通过科举选拔文人担任各重要官职，依靠文臣官僚系统实现对全国的统治。重文抑武是宋代的基本国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5】。宋代扩大了科举取士，尤其是太宗即位后，取士人数急剧增加，太宗朝的科举取士人数就是太祖朝的二十五倍，所授官职也比以前要优厚得多。政府通过扩大科举取士，不次拔擢进士出身者进入中央政府，以培植自己的亲信。皇帝为了维护官员的效忠，给予官员各种利益，官员享有各种特权。
在宰相赵普等人的谋划下，北宋采取了分化事权的种种举措。在中央，分散宰相事权；在地方，收取州郡权利；在兵力部署上，分化兵权。这些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置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6】的情况。但是，事权分化的结果，便是官僚机构的膨胀，冗官冗员的局面又导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官官僚机构叠床架屋，“事则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7】，加上科举考试的扩大，封建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起来。这必然会导致人浮政滥，旷职费事。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臃肿的官僚结构里，官僚队伍之间结党营私，互相包庇，贪污腐化现象难以避免。宋代的士大夫依附皇权，文人的地位被无限拔高，重叠架构的政治体制下，“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8】在这样的制度下，大部分文官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而宋制对官员的考核是三年一次的宽容政策，无大过失，官员照样升迁，造成了官吏“人人因循，不复奋励”，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保禄位。从而造就了一代代互不负责，昏庸到极点官僚买办、贪官污吏。这种昏庸腐败不只是上层官僚所独有，几乎弥漫于整个社会阶层。
历史转折，商业繁荣
宋代是商业力量显现的一个重要时期，商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商品经济在宋代已经是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府一改过去抑制商业发展的政策，转而实行“通商惠工”之政，颁布一系列诏令，并制定诸多措施，保护商业的发展。在商业发展的冲击和席卷之下，社会各阶层纷纷卷入商业，形成一股全社会的经商热潮。社会各阶层与商人的联系日益增多，交往越趋频繁，彻底改变了过去视商业为“末业”和视商人同奴婢、囚徒的传统观念。大批官吏经商，导致了官商结合或勾结，是促发商人干政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些历史性转折，都为商人干预国家政治铺平了道路。
商人干预政治的基本形式是钱权交易。“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 【9】是商人入仕参政的前提条件。北宋中期，商人纳钱买官达到了一个高潮。“其富民滑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10】特别是在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供奉职，并免试注官”【11】。到了宋徽宗时期，卖官鬻爵之乱达到极点，当时，买官的“兼并豪滑之徒、屠酤市贩之辈”【12】。南宋末年，商人买官又掀起高潮。宋代民间曾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13】的流行说法。
一方面，商人的财富实力使其追求政治地位的欲望较任何时期都要强得多；另一方面，货币力量空前膨胀，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追逐金钱的热潮。各级官吏不满足于俸禄，便热衷于与商人来往，以期从商人那里获得钱财。二者之间相互需求之下，钱权交易、官商勾结遂成普遍现象。这其中必然导致商人以金钱贿赂官员，官商在权钱交易中，严重影响了国家商税的征收，商人干预政治后，官商通谋，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宋代货币经济的强大冲击下，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对财富占有的强烈欲望，刮起了一股疯狂追求金钱财富的浪潮。“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4】，官僚经商，在宋代尤甚。开国名将赵普首开宋代官吏经商风气之先，他利用职权，贩木归利、营邸店规利而大发其财。秦州长道县酒场官李益，置制江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使李溥，武将杨崇勋等人都大肆从事商业活动而大发其财。官吏经商有很多便利，他们可以利用做官之便，免交或少交商税。正如王安石在《王文公文集》中所说“今者官吏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