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时间：2021-02-24 12:01: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2017年我国经济学界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波动、全要素生产率、宏观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宏观调节与财政政策转型、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宏观经济等问题上，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见解，为认识和解决我国宏观经济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宏观金融稳定；开放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8）11-0001-07
宏观经济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纵观经济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问题、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宏观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宏观调节与财政政策转型、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宏观经济等问题上，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王少平和杨洋[1]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经济新常态下的数量关系。他们构建了由 GDP、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宏观经济变量组成的协整系统，应用 KPSW理论分解出2001～2014年我国 GDP的长期趋势和短期冲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出现结构性下移，尤其是2010～2014年期间发生大幅度下滑；二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下移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优势逐步丧失，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下降等经济因素；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稳定在6%至7.5%之间，概率为91.5%。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重视促进和培育长期经济增长因素，同时适度地实施刺激性政策以应对GDP的周期性下滑。
陶新宇等[2]利用1999～2015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经济结构指数， 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之谜。研究发现：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曲线；其次，就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而言，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仍然不同。东部城市率先进入“结构性减速”渠道，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正处于加速和减速的过渡时期，西部城市的经济结构仍处于“结构性加速”通道；再次，中国各区域城市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经济结构与GDP同步提高的“雁阵”模式。因此，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经济特征，保持中西部的经济结构优势，警惕东部地区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实现全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
马勇和陈雨露[3]使用1981～2012年世界68个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金融杠杆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杠杆水平以及金融杠杆波动对经济增长均存在着显著影响，金融杠杆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金融杠杆的门槛约为1.468，金融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线性关系。根据阈值预计，我国将于2019～2020年左右进入“次高速”阶段，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他们建议，在即将步入“次高速”阶段，应积极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支撑点，同时继续推进金融去杠杆化，避免金融杠杆大幅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猛然冲击。
刘瑞祥等[4]对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分析，试图找到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新解释，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中国经济顺利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外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具体来看：中国对东亚经济的依赖正在下降，而对美国等经济体的经济依赖正逐渐增加。第二，通过全球生产网络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不同生产地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尽相同。当前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但是由于中国在价值链中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应该通过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从而摆脱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同时加快转变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更加注重完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避免扭曲最终的消费需求结构。
邵宜航和李泽扬[5]试图从理论上解释空间集聚通过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研发、企业进入与退出等企业动态演变进程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他们使用扩展的熊彼特式纵向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挖掘中国制造业企业2000～2007年的地理信息，构建空间集聚指标，实证检验空间集聚、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目前大部分企业空间集聚已经开始出现负向效应，主要原因是空间集聚提高了周边地区的地租成本，并造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紧张，这将通过降低创新公司的利润来减少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因此他们认为，应当着力发挥空间集聚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同时抑制土地使用成本的过快上涨、避免高地价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并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政策。
白俊红等[6]构建了包含研发要素的动态特征与GDP增长的理论模型，以此来研究研发要素的动态特征对GDP增长的作用机制。他们使用引力模型来测量中国各省的研发人员和资本因素的流动数据。最后，他们利用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行为存在着相互影响；研发要素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影响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这是通过相邻地区之間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来实现的。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时，需要通盘考虑周边地区的发展策略，积极搭建区域协作平台；同时，完善区域间要素流动机制，促进知识因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促进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
二、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项后军等[7]阐述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波动的理论机制，并利用动态GMM的方法对2003年以来我国地方债务对经济波动的传导渠道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庞大，往往需要举债来解决，如果债务融资不稳定，将会造成地区经济增长的波动；第二，鉴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较弱，而地方债务的大部分投资于基础设施、城市改造等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因此，土地财政收入成为地方债务的主要还款渠道；第三，地方政府在任期内存在政治晋升的激励，而在任期将满时经济行为则会趋于保守，导致政治周期通过举债动机的强弱对经济的不稳定性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为了缓解区域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有必要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