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_道义论主张的艺术观念

　　摘要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体系经历了从西周时期以周王权为核心的单极霸权体系，春秋时期以周王权和霸权大国为中心的二元霸权体系到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两周时期国际体系的转变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道义观念在体系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西周到春秋时期霸权体系的稳定与维持反映了观念对体系稳定的基本作用，而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体系的转变则是道义观念变迁的结果。
　　关键词 道义 国际体系 春秋 战国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54-60
　　
　　先秦时期，中国境内存在着一个较为成熟的国际体系，[1] 甚至生成了一个发达的国际社会。[2]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指的是非常频繁而又按照规则的程序相互往来的一批独立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部落、城邦、民族国家或帝国――的集合。[3]本文把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特定模式来研究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政权实体之间的关系。[4]
　　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迁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权力变化是体系变迁的根本性原因。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表示，“由于群体（或国家）利益以及权力的变化，反映这些在利益和权力方面根本变化的政治体系也将相应地发生变革” [5]。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进一步指出，“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6]。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到春秋时期，周王朝东迁洛邑后，周王朝实力大大衰落，郑国、齐国、晋国、秦国、楚国等诸侯国相继崛起。尽管周王朝的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些诸侯国中的霸（伯）主国家 [7]，但是西周时期以周王权为中心的“天下共主”的霸权体系却在春秋时期保持着相当的稳定延续下来，而且得到霸权国家的实力保证与维持。[8] 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权力分配发生重大转折后，体系仍旧能得以保持？具体问题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一、西周时期国际体系的结构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实质上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 [9]新自由主义在权力分配与财富分配的基础上加入了国际制度因素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10] 以温特（Alexander Wendt）为首的建构主义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看作是观念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11] 布赞（Barry Buzan）等英国学派则认为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即军事――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的结构是不一样的。[12] 本文将同时分析国际体系的三种结构：物质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
　　西周时期，周王朝是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唯一的王权国家。“封国”（通过分封而新建立的诸侯国）在西周时期由于受到制度的约束而实力之间相差不大。但是，“服国”（已经存在但现今臣服于周的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国家政权之中则存在强弱之分。
　　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结构有一套系统的等级制度，“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13] 。西周王朝处在等级制的最高层次，而且具有制定规范来确定诸侯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等级的地位。第一，爵位制，各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国家根据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来确定等级。[14]五等爵位制在春秋以后往往随着观念的变迁而发生变动，但是对于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存在的等级区分却是相当稳固的。第二，五服制，各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根据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来确定等级。顾颉刚等认为，“畿服之说虽为后人杜撰，然亦略有所本” [15] 。 大量铭文也证实西周时期存在根据距离周王权政治中心的远近来确立诸侯国地位的等级制，因为在西周和以前采用过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16]
　　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观念首先是对等级观念的接受，西周时期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国家都接受周王朝的等级分配。其次是对王权观念的尊重，西周时期各国都认为王权是最高层次的权力，是唯一的，而且带有神圣的天命观，认为王权只属于周朝。第三是区别华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不承认少数民族政权与华夏政权具有平等的地位，即便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强大政权也认同华夏政权是先进的，少数民族政权是落后的。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观念也制度化而成为“礼制”。最后，王权国家具有道义上的示范性和礼制上的垂范。
　　西周时期，周王朝作为唯一的王权国家处于第一层次，诸侯国家处于第二层次，而少数民族政权则处于第三层次。从地理结构上看，周王朝处于中心区，少数民族政权边缘区，而诸侯国家则处于半边缘区。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单极霸权体系。[17]
　　
　　二、观念认同与西周――春秋时期霸权体系的维持
　　
　　1．春秋时期权力结构的变化
　　春秋时期，周王朝的衰落是中国体系内最大的权力变迁。公元前771年，申侯、缯和犬戎联手攻破镐京，王室军队彻底崩溃。第二年，周平王仓促迁往东都洛邑，沿途依赖秦国、晋国、郑国等国军队护送，而洛邑的安全又主要是依赖于郑、晋两个较大诸侯国的夹辅。[18]东迁之后，周王朝直接控制的土地急剧缩小。周王室直接掌控的土地已经只剩下“畿内方六百里地” [19]。然而，周王室仍旧没有停止分地封国，其后不久就仅有“一二百里之间罢了” [20] 。
　　与周王室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诸侯国开始崛起。“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21] 周王室东迁之初，诸侯国中一些最初分封的大国开始凸显出来。相比普通的诸侯国三十到一百里的领土，鲁国、卫国各四百里。[22]华夏体系周边地区的诸侯国更是迅速崛起，如齐、楚、晋、秦等国。
　　部分诸侯国的崛起使得周王权的相对实力显得更加弱小。诸侯国屡屡插手周王室内政，直至周天子的确定也是诸侯国角力的结果，“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23] ，诸侯国多次参与并主导了周王位的归属 。[24] “不过，对周天子的控制还不能说是改朝换代。” [25]
　　2．春秋时期制度规范的变迁
　　早在西周末年，维持周王权的畿服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周穆王时期，最外围的部分少数民族政权独立倾向越来越明显，周穆王征讨犬戎，希望遏制住这种苗头。但是周穆王这次征讨并没有真正击败犬戎，相反，这次战争却促使部分少数民族政权与周彻底决裂，“自是荒服不至” [26]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27] “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 ， [28]但是“共和行政”纠正了王权的不当政策，“诸侯复宗周” [29]。直到周幽王“数欺诸侯，诸侯叛之” [30]。
　　春秋时期，朝贡制度在悄然发生转变。据统计，《春秋》在242年的记事中，共记有诸侯朝事108次，但朝王的仅有鲁、郑、晋、虢、齐五国诸侯7次。[31] “诸侯前来朝见，只是周礼的剩余法权以及同姓侯国受到道德约束或出于同情心。” [32]与此同时，霸权国开始接受中小国家的朝贡。由此可见，朝贡制度本身并没有瓦解，但是按照周礼对周王的朝贡已经不复存在。
　　同样在春秋时期，维持周朝王权的分封制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周朝基本上没有领地可供分封；另一方面，周王室已经不需要太多爵位。尚存的一些分封也大多是基于实力的结果，在诸侯国强大实力的压力下，周王室对诸侯国的封爵已经不再是自主的行为。
　　周朝的权力分配制度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崩溃。尽管一部分制度还继续存在，但是周王权已经不是这些制度的主导者和受益者，“政由方伯”，[33] 霸权国家取代了周王权成为制度的主导者、维护者和最大受益者。霸主之国代替宗周成为诸侯邦交的中心和邦交秩序的维护者。
　　3. 春秋时期的观念认同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并没有因为周的实力衰弱而否认王权。尽管当时的局面也确实存在着对周王权不尊重的现象，但是，各诸侯国仍旧认为，“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34] 。春秋时期，周王多次封爵，秦国护送有功，周平王 “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35] ； 周惠王“赐齐桓公为伯” [36] ； 周襄王“赐晋文公��弓矢，为伯” [37] ； 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 [38]；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公”，“致伯于秦孝公”，“致文武胙于秦惠王” [39]。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更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取代周王。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也是春秋时期霸业最宏大的霸权。齐桓公确实也有过建立王权国家的念头，但是这种想法却无法得到大臣的支持。 [40]
　　当然，周王也坚持自己的王权。楚国一度觊觎象征王权的九鼎，但是周王室义正言辞地告诉楚国：“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41] 。因此，诸侯国地位的取得仅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不够，周王册封的程序还是必要的。“求诸侯，莫若勤王。”[42]没有按照周礼继承而获得的君权仍旧需要得到周王的册封才能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否则可能因为无法得到国内认同而造成动荡不安；其它诸侯国如以此为借口征讨，国家安全也没有保障。要想使得依靠武力夺来的政权获得合法性地位，“王觐为可” [43] 。
　　春秋时期，华夷之别更为突出。在西周时期，华夷之别主要是华夏国家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偏见，但在春秋时期，华夷之别则上升到整个民族危亡的层面。齐桓公正是利用了这种华夷之别，提出了“尊王”和“攘夷”的口号，然后以此统率诸侯国东征西讨，并以此为借口征伐不接受齐国领导的诸侯国家。孔子也表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44] 。
　　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周王室仍旧维持着王权的地位和影响力，各诸侯国“至少在观念上仍认为自己是周天子下属的诸侯。”尽管诸侯国实力强大，但是诸侯国仍旧承认王权的唯一性，并且还没有诸侯国试图取代周王。“周天子的道统仍在，他仍是各国诸侯精神上的宗主。” [45]
　　春秋时期中国体系的结构仍旧是霸权体系，周仍旧作为“天下共主”而存在，周王权也没有因为实力衰弱而消失，“即使强大的诸侯国也不能不尊重东周王朝，至少形式上要把东周王朝放在中华世界的领导地位”。[46] 霸权诸侯国也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取代周王权，尽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47] 。但是，“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 [48] ，因此，春秋时期霸权国的兴起不仅没有改变霸权体系的基本结构，反而是维持了西周霸权体系的延续。与西周稍有不同的是，“东周王朝方面的因素和霸主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才有霸权体制” [49] 。 这种霸权体系已经是由周王朝的观念霸权和霸主国家的实力霸权共同组成的二元霸权，但作为霸权体系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春秋时期国际体系的结构、权力分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王室衰微，诸侯称霸，王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远比霸主弱小。维持周王权的国际机制已经瓦解，霸权国家代替王权国家成为国际机制的主导者和维护者。然而，观念分配则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周王权仍旧得到普遍承认，各诸侯国也还无意取代周王而成为唯一的王权国家。可见，观念因素在体系维持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在观念因素出现变化的情况下，体系是继续稳定还是出现变迁呢？我们将会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从另一方面探寻观念因素对体系变迁的决定性影响，并确定是什么观念导致了体系的变迁。
　　
　　三、道义失范与春秋――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的变迁
　　
　　1．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
　　战国时期，作为王权国家的周已经不复存在。周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国家。东周和西周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已经微乎其微，其领土面积相当小。西周和东周作为一个诸侯国也参与到了诸侯国之间“连横合纵”的政治纷争和军事斗争之中，直至被秦国所灭亡。战国时期，诸侯国的数量急剧减少。除了东周和西周之外，华夏体系内主要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在七国之中，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无法取得对其它国家的绝对优势。
　　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是典型的多极体系。费正清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由许多分立的国家和诸侯国混合而成的中国世界有些类似于欧洲15-16世纪出现的多国体系（实际上，更像古希腊城邦之间的体系）” [50] 。战国时期，中国体系内部华夏体系与华夷体系的界限已经模糊，少数民族政权要么被纳入华夏体系，要么被明确界定为外国。
　　2. 观念变迁
　　战国时期，华夷之别逐渐消失。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夷狄大部分已经被华夏政权同化或者消灭；而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体制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类似于华夏体系的政权实体。“故春秋时夷、夏之分野，至战国时固已大部分泯灭。” [51]
　　周王权的影响力持续消褪。周王室分裂，“周二王并立的事实，对于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也有巨大影响。这种两个周王并存的政治局面，曾使许多贵族和王朝大臣陷于苦闷和彷徨之中”。同时，周代王权持续内乱大大降低了王权的威信，“对于周代王权的失望，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社会各个阶层共同的情绪”[52] 。周王作为唯一王权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各诸侯国纷纷称王。秦惠王称王引发了连锁反应，“其后诸侯皆为王” [53]，燕、韩、赵也相继称王。此时列国称王已成风气，早已将周王室置诸脑后。[54] 由于各国都称王难以区别权力层次，秦国开始称帝以求高出王权一等，并邀请齐王同时称帝，秦王称西帝，齐王为东帝。[55]
　　西周春秋时期深深嵌入周礼的观念在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转变。维持各国交往的礼仪已经废弃。[56] 战国时期战争的目标已经不同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以夺取别国的领土乃至吞并别国为最终目的，而不再仅仅是像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那样以取得对他国的控制权为满足” [57] 。“春秋时期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战国时期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兼并。” [58]春秋时期是儒家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发展时期，而战国时期法家和纵横家的外交思想占据了主流。[59] 春秋时期存在尊礼、重信、尚仁义的思潮，而战国时期则是法、权、势和术盛行。“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60]
　　从春秋到战国，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仍旧是向诸侯国中的大国倾斜，国际机制仍旧是大国主导。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的观念分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也相应发生了变迁，春秋时期所维持的霸权体系已经转变为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由此可见，观念的变迁对中国先秦国际体系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3. 道义失范与观念变迁
　　在先秦时期影响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观念要素中，道义观念是最主要的成分。在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中，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是四个基本的分析层次，而且这四个层次是紧密相连，依次递进的关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递进的阶段，前一个阶段的结果决定了后一个阶段的结果。[61]决定一国道义层次的主要因素是一国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他所遵行的礼仪规范，其次也包括一国主要大臣的道德修养和礼仪行为。[62] 在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文化与实践中，道义与权力相依相存，权力层次越高，其道义标准也越高。
　　周王朝在道义层面的下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并由此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失德失礼过程。史书记载把周王朝失德失礼的过程与周王权的衰落紧紧联系在一起。周王权因为争夺三个女子而出兵灭亡了密康公，[63]“这是必令侯国诸姬离心离德之事。……以此观之，周德已衰，亦是不争之事实”。[64]周夷王“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 [65] 。周厉王暴政横行造成国人暴动，使得周王权一度以暴政形象著称。周宣王“不行天子藉田助耕之礼”。周宣王征伐姜戎失败后，在太原统计人口，其目的可能是因为军队遭受严重损失而急需补充兵源，但是在当时统计户口被认为是失礼。 [66]
　　
　　结论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体系的权力结构和制度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周王权衰落并进而大大弱小于霸权国家。然而，霸权国不仅没有因为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重建国际体系，相反，正是这些霸权国家用实力维持了周王权的统治，从而使得西周时期的霸权体系得以延续并在春秋时期维持了大约300年的时间。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国际体系在观念转变的过程中变迁，由西周春秋时期的霸权体系演变为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而这种观念转变的实质就是周王权道义失范及其由此带来关于新旧道义准则的争论和重建道义示范的竞争。
　　两周时期国际体系的变迁给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以及中国外交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体系的变迁与大国兴衰相伴，大国的兴衰与其国家道义形象相关。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不仅是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的上升，同时也是一种新观念和新思想的兴起。每一次国际体系的转变同时也蕴含着新的国际理念和国际认同的出现。一个新兴大国只有提出新的道义准则和标准并得到国际认同才有可能完成崛起，取代霸权，实现国际体系的转变。
　　当今世界，美国的霸权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观念密不可分，取代美国霸权也必需同时提出某种新的道义准则超越或者修正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道义观念。中国古代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外交文化，中国传统的道义观念不仅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同时也会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提供一种新的方向和新的选择。中国的和平崛起最终能否完成有赖于中国能否超越西方提出一种新的道义准则和规范，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注释：
　　[1]叶自成：“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6.
　　[2]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1988, p. 23.
　　[4]参见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95; Barry Buzan,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6]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7] 古代的“霸”通“伯”，指的是“古代诸侯之长”。 “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8]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最高等级的权力。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王权是国际权力结构中最高层次的权力，霸权只是第二层次的权力。
　　[9]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第134页。
　　[10]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1]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2]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德•利特尔著：《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8页。
　　[1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第十》（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1983年版，第2页。
　　[14] 关于五等爵制度的争论可参见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5页；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266页；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5]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58页。
　　[16]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页。
　　[17] 尽管“极”带有物质权力分配的涵义，而本文则坚持了物质分配、制度分配和观念分配作为结构的三个基本要素，但本文仍旧采用习惯上的“极”的概念来表述国际体系结构。
　　[18]（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9页；《左传•隐公六年》，《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上），第104页。
　　[19]（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5页。
　　[20]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1]（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9页。
　　[22]（汉）司马迁：《史记》（第三册），第801页。
　　[23]《国语•周语》，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7页。
　　[24]（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51、152、154、156-157页。
　　[25]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26]（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36页。
　　[27]（汉）司马迁：《史记》（第五册），第1692页。
　　[28]（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78页。
　　[29]（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4页。
　　[30]（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79页。
　　[31]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32] 郭伟川：《两周史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33]（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9页。
　　[34]《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上），第427页。
　　[35]（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79页。
　　[36]（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51页。
　　[37]（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54页。
　　[38]（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58页。
　　[39]（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60页。
　　[40]《管子•小问》，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3-964页。
　　[41]《左传•宣公三年》，《春秋左传正义》（上），第604页。
　　[42]《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上），第426页。
　　[43]《左传•�公四年》，《春秋左传正义》（上），第88页。
　　[44]《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45]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前言，第15页。
　　[46] 石井宏明：《东周王朝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47]《论语•季氏》，引自：《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224页。
　　[48]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9] 石井宏明：《东周王朝研究》，第185页。
　　[50] John K. Fairbank ed.,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78.
　　[5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48页。
　　[52] 李瑞兰：《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53]（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60页。
　　[54] 郭伟川：《两周史论》，第299页。
　　[55]（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212页。
　　[56]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第57页。
　　[57]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
　　[58]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2页。
　　[59] 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
　　[60]（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上），（清）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5-1006页。
　　[6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页。
　　[62] 王日华：“《管子》的霸权思想及其现代化――兼与西方霸权理论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63]（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0页。
　　[64] 郭伟川：《两周史论》，第188页。
　　[65]《礼记•郊特性》，《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1页。
　　[66]（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5页。
　　
　　（作者简介：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广州，510053）
　　收稿日期：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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