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使改革落地生根 [香港:政改之后,务实政治落地生根?]
时间：2020-07-23 08:14: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政改方案通过后所引起的泛民内斗余波,实在令人始料不及。民主党以及由民间团体所组成的终极普选联盟,满以为千辛万苦争取回来的区议会改良方案,会得到泛民主派同道支持,不料却引来“引狼入室”、“黑箱作业”等唾骂,甚至有人怀疑民主党的政治诚信,指责与政府妥协便是“出卖民主”、“背信弃义”,连被视为民主运动大旗手的司徒华也不能幸免。泛民分裂,恐怕已成定局。
港人的选择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必须沿民主化方向发展,是《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法》第45条清楚说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最终必须由普选产生。同样地,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按第68条也规定了“最终达致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所以,特区政府本身就有宪政责任去朝这方向逐步引入改革。
本地民众对民主参与的渴求,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日俱增,要求加速政制民主化的声音也从未间断。曾荫权政府在2005年政改失败后,在去年11月再次启动政改程序,提出了新的区议会方案。整个方案的主轴,在于以民选区议员扩大现有政制的民主成分,以争取社会的支持。具体建议,是在2012年的立法会中,地区直选与功能组别议席各增5席,但后者则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而非增加由工商专业团体所产生的议席数目。至于行政长官,政府则建议选举委员会中现有4个界别(工商/金融、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处/教育及政界)各增100席,而政界新增议席则绝大部分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
这个建议,骤眼看来较之于2005方案更为民主,因为2005年政府的建议容许由政府委任的区议员有权参与互选,晋身立法会。而更重要的是,全国人大也于2007年底议决特区政府可以分别于2017年及2020年落实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全面普选。然而,这个建议并不能全面满足港人的民主诉求,原因是本地民众最在意的是如何迈向最终的普选安排,而非单着眼于2012年的过渡安排。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如何推行?到了2020年如何全面取消功能组别?最终普选安排如何在提名、参选、投票三个环节做到合乎政治平等?这些都是个中关键。然而,特区政府一再强调并未获中央授权处理2012年以后政改安排,这也使整个讨论陷于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港人实质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在无法争取“路线图”的前提下,究竟是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拒绝与政府就方案讨价还价,还是寸土必争,在种种限制下争取最理想的2012年安排,分阶段地争取终极理想。民主党与普选联选择了后者,主张以务实态度去钻政府方案的最大空子,争取最大的民主空间。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改良方案”的反建议,主张把新增的5席区议员由区议员互选产生,改为由民选议员提名及参选,但最终交由全港320万选民投票产生。这种改动,将有关议席投票权由原先的400多名区议员扩大至全港选民,也超越了传统功能组别的小圈子选举的局限。
这种改变,在推动下一步民主发展,有三层意义。首先,这种建议实质把这5席名义上为功能组别的议席,转化为相当开放的类直选议席,因而改变了立法会中原有直选与功能组别议席一比一比例(现时议席分布为30席直选议席、30席功能组别议席)。到了2012年,直选加上类直选议席将增至40席(35席直选加上5席区议会类直选议席)。那就是说,由选民不足20万选票投票产生的传统功能组别议席,其在整体立法会中的比例届时将会降至约四成(70席只占30席)。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议员在议会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自然有利于进一步民主发展。
第二,今次的改革也为未来的政改订下楷模。经过今次的改革,2016年的立法会任何改革建议,其民主成分就不能低于今次以实质扩大群众政治参与机会的方案,任何微调细补的改动,自然无法为公众所接受。
最后,区议会改良方案客观地减低了传统功能组别的影响力,削弱了工商界的政治特权,要求民主的朋友,正好有机会以事实证明,即使立法会议席大多数由直选产生政治特权减少,实际上也无损议会运作,也无碍有效管治社会稳定。这种示范作用,自然有利于说服各方发展民主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正途,对以后争取全面普选也理应事半功倍。
戏剧性的结局
政改的突破点在于作为拥有最终否决权的中央政府,在关键时间接受了民主党方案,使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
回归以来,香港民众对民主诉求坚定不移,中央政府也大概明白单靠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已不足以满足民情的要求。香港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政府的情绪也不断滋长,而并非由大部分民众以开放投票选举产生的政府的权威也日渐受到挑战。对此,中央也意识到若政制不能向前走,特区管治危机只会愈深。由公民党和社民连发展的变相公投运动,更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求变的决心。
中央希望以政改上的突破舒缓特区内的政治张力,以求一方面能为特区政府带来较为变松的环境去推行政务,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带来更多时间去分析特区政府政制的长远发展路向。但是始料不及的是,政改方案的通过反而实时触及了特区内部更大的政治冲突。
香港民主何处去?
虽然多个民意调查都显示出大多数公众对区议会改良方案表示认同,但民主党却被其他泛民主派政党及不少青年团体攻击责骂,社民连更以此大造文章,直指民主党出卖民主背信弃义。这种批评意见,实情也非只局限于公社两党。
部分人激烈的情绪反应,既反映出政改步伐并未完全符合港人民主诉求,也同时凸显公众对特区政府的怨愤。很多批评民主党的朋友,难以理解何以它要与这个在他们眼中只懂对工商巨贾偏袒有加,但对大众福祉爱理不理,兼且施政失误频连的政府妥协共谋,以求寸进。
但这种政治分歧的更深层意义,是反映出香港民主运动两条路线的鸿沟。民主党所主张的争取策略,重点在于扩展民主力量在议会中的发展空间,利用现有宪制框架下的每一个机会,以分阶段方式去为下一轮抗争奠下基础,凝聚力量。另一条路线主张维持政治张力,以各种社会运动形式去凸显社会矛盾,甚至不惜令政局陷于瘫痪状态,从而迫使中央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更大的让步。两种诉求,追求民主终极目标相同但基本取向却南辕北辙。
一个分歧在于政治动员可能性的评估。主张对抗路线的阵营认为,不断的抗争会令民众“觉醒”,积极投入运动之中,故此即使手段有时会过火,但也是在所难免。主张温和路线却对政治动员空间有所保留,他们认为即使民怨日深,但公众的着眼点还是在于民生方面多于政治议题。主张抗争的一派对温和派的怨愤,便在于后者提出的区议会改良方案,确实满足了一部分市民的要求,也因而舒缓了政府承受的政治压力,这样自然会削弱主张以抗争冲突为路线的社会基础。就如公民党的张超雄所言:“若没有‘改良方案’,旧的烂方案必定会被否决,而市民必会怒气冲天。”
但更重要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所谓“维持张力”策略的代价。在温和派眼中,即使有能力再次号召50万人上街,这种策略也不一定值得鼓吹。
换言之,要达至这种所谓大规模政治动员以逼使政府就范的策略,整个社会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施政瘫痪,管治失效,也许真的能令民怨沸腾,但这是否真的是市民所愿意见到?目标高尚,是否就有权不惜一切,以大众福祉作赌注?明显地,民主党与其他温和力量对这种主张断然拒绝,分道扬镳。
温和路线得以彰显,有利于特区政府的长治久安,但民主党却因择善固执而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这种路线能否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思想,仍是一个未知之数。务实路线能否落地生根,良性政治循环会否出现,取决于几个变数。
短期而言,特区政府必须遵守承诺,在政改方案本地立法过程中尽量注入最多民主元素 (如一次过取消委任区议员制度、合理的提名及参选要求等)。否则,温和力量只会被指是欺骗公众的同谋,民情恐怕只会马上激化,而之前一切寻求政治和解的努力也只会被一笔勾销,特区政府以至温和主张的旗手民主党的诚信也会彻底破产。
其次,民主党也要更清晰的民意走向证明其所主张的温和路线为公众所接受,而2011年的区议会选举及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为关键所在。能否保住该党现有的60多席区议员席位和立法会中的8票,又或者可否有所扩张,是这种务实态度能否成为香港主流民意的重要寒暑表。要是民主党不幸选举失利,激进声音自当更有恃无恐,肆意攻击。但最终温和路线能否走下去,始终在于能否说服市民务实变通才是最有效的争取民主发展的手段。故此真正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能早日为特区的双普选发展定下清晰的路线图,以交代如何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走向终极目标。倘如此,两地的政治开明力量便能真正汇流互动,共创新局,彻底化解困扰特区政局多年的政改纷争,全面消弭两地政治矛盾。
(《南风窗》2010年第15期,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终极普选联盟成员。标题有改动)
新闻背后
香港政改背后的民主细节
“煲呔(曾荫权),你的表演时间就快到,请问你和你的团队为何当日不直接向市民解释你的政改方案?你不断叫人支持,市民连支持什么都不清楚,如何支持?”
6月17日,就2012年香港政改方案,香港特首曾荫权第一次邀请民主派人士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就政改进行辩论,他第一次在电视上,当着全体港人的面,被一位通过电话录音发问的市民劈头盖脸地一通数落。
“看整个问题的措词表达,就知道香港真真正正有民主、真正有自由。”现场的曾荫权表现得相当有风度。
这次辩论,也标志着香港政改在回归十三周年前夕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6月24日,改良后的“香港2012年政改方案”得以通过。
曾荫权遭遇最激烈的挑战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因为今年的政改方案,曾荫权遇到了从政以来最直接激烈的挑战。这位戴领结的绅士,在不同场合遭到质疑。
熟悉香港政情的人都知道,曾荫权与余若薇的辩论几乎无须开始便知输赢。“曾荫权的中文是公认的差,遣词造句经常出错,为什么找一个香港著名的大律师进行辩论?”立法会议员、香港工会联合会副会长黄国健至今想不通。
但曾荫权执意要辩。曾荫权说,他知道自己会输,辩论是为了表达他争取市民支持的诚意。
政治改革是香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5年前,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中被民主派否决。这次再通不过,曾荫权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行政长官最终将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立法机关全部议员最终也将由普选产生。
目前,行政长官是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立法会的议员中一半是分区直选,另外一半是功能组别,由专业界和工商界选出。
无论是行政长官还是立法会功能组别,与普选相距甚远。但究竟何时可以普选,基本法没有规定。
为吸取2005年失败的教训,特区政府决定深入群众,挨家挨户向他们介绍政改。曾荫权班子为此起了个极具煽动性的名称,“起锚”,意为民主大船即将开动,不再像2005年那样原地踏步。
一场战斗开始打响。“起锚”海报刚出来,马上有人制作了一张讽刺的海报,将“起锚”改为“超错”,一时间广为传播。
今年的争论比2005年来得更加激烈。这次议会内的反对力量,除了民主派第一大党民主党外,还有2006年成立的两个新团体,一个是由余若薇等四位大律师发起组成的公民党,另外一个是标榜自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矢志捍卫基层利益的社会民主连线。
政制与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黄静文说,这届立法会的政党、议员组合更加复杂,相同阵营内的意见、态度也有分别,政府的游说工作更加困难。
政评家易锐民说,特区政府宣传政改发动的“起锚秀”跟世界杯同样好看。他有不少朋友知道有高官来访所住小区,走出家门,专程到商场看“起锚秀”;到了现场才发现,原来不少人是要“狙击”曾荫权。有市民要求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解释政改方案内容,曾司长向他表示感谢,市民不依不饶,“你谢我什么?”曾俊华说,“多谢你这么大声。”
曾荫权的一次没有受到狙击的宣传是在6月13日,那天凌晨世界杯上演英格兰对美国之战。有人猜测,可能因为反对派人士多是英格兰球迷,午夜看完球赛太过疲倦,无力发动狙击,才给了曾一次难得的畅通无阻的起锚。
在一篇“走入群众”的博文中,曾俊华写道,一连串的“起锚”活动,对他的不少同事来说都是全新的经验。他相信,经过这次洗礼,无论是政府或是立法会议员,都会更直接地面对民意。
理性温和的选择
如果没有民主党和中央的谈判,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改良的方案。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告诉记者,经过了2005年政改风波,他们在思考,到底走哪条路能让香港早日到达普选:“街头抗争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
2005年政改方案遭否决后,一些学者建议,中央与民主派应该寻求真正的共识,化解矛盾。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当时提醒过,民众的民主诉求不会因政改方案没通过而停止。
经过4个月前景忽明忽暗的谈判,中央最后接受了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即新增加的5席功能组别议员,由区议员提名,经三百多万香港市民选举产生。原来的方案是,这5个议席由区议员互选产生。
“这个进步不算小。”何俊仁说,最后的方案比原来扩大了民主的基础,民主党才作出支持这次政改方案的决定。
民主党的方案获得了学者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等数位活跃在香港言论界的政治学者联名发出声明“为政改解死结为香港寻出路――支持通过区议会民选方案”。
他们认为,香港民主派从上世纪80年代参与区议会选举至今,都秉承寸土必争的精神,方案最终能否成为达至普选的中途站,关键依然在于社会的后续发展,各界不应以目前的方案,作轻率的长远预测。
“如果2005年民主派听取部分学者的建议,和政府达成妥协,这次政改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蔡子强说。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建制派第一大党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告诉记者,他们接下来会和民主党寻求接触。以前,两党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因为他们对什么事情都是反对。”
握有《信报》控股权的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以一位常年钟情《信报》的非常读者身份,在《信报》上发表自己对改良方案的支持。李泽楷此举,令人想起2005年政改时,澳门赌王何鸿借84岁生日在报纸发表大幅广告,称中央的诚意无须怀疑。
80后:议会外的表达
不过,香港的一支新兴政治力量――80后反特权组织的成员没有站在民主党这边。
他们将民主表达方式当作一项艺术作品来构思。他们希望把对于民主的诉求表达得更立体,更能感染旁人。于是,二十多个在艺术、美学、社会运动方面各有研究各有所长的成员,最终想出了蒙眼写字、赤脚前行的方式。
“我们在这边苦行,支持政改的人在那边敲锣打鼓。”召集人林辉说,他们享受这种快乐表达的自由。
大多数香港市民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是在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他们举办阿凡达反映会、组织苦行。为反对高速的城市化,他们中甚至有人到郊外租菜地,过起渔樵耕读的生活。
“我不是要你来帮我忙,只想告诉你这事情跟你有关。”林辉说,经常有人说他们激进,他觉得那是别人的误解。这位1979年出生的香港年轻人,非常想了解内地的情况,在中联办组织的国情学习班上,林辉还向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叶小文请教问题。
林辉们的行动至少说服了22岁的王伟宝。他想搞清楚这些同龄人到底在争取什么。王伟宝开始看城市论坛和报章评论,也参与到公众活动中。他对这次政改的观感是,民主党有政治智能。至于政改未来,他觉得“如同一场赌博,只可以说时间证明一切吧”。
80后的表现已经为港府高层所注意。“他们其实可能较前几代港人更爱香港和国家,对家国有更深的投入感,对社会事务有一份激情,更愿意站出来大胆地表达他们的看法。”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一篇博文中这样评价80后。
持续发酵的政改争论可能会激发香港年轻人的参政热情。港府保安局原局长、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香港的公民社会很活跃,但倾向于回避政治。她主持的政策研究机构汇贤智库,同为筹款,政治项目就比其他项目难以筹到资金。不过,这两年她发现,不少年轻人加入了她组织的项目,希望学习参加竞选的经验。
王伟宝未来的职业或许和政治无关,这不影响他继续对香港政改的关注,“因为政改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利和生活。”
林辉的父母在1976年从内地移民香港。他不打算再走移民这条路,“移民太容易了,为什么不建设一个更好的香港呢?”
“我们深信,香港及香港人应有一个远胜于殖民地时代的美好将来。”这是公民党成立之初的愿景。蔡子强说,香港人近年来民主诉求的高涨一方面跟国际民主潮流相关,另外也跟回归后香港人身份认同感急速生长有关。(赵蕾、雷磊、李顺)
(7月15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和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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