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角的选票_房子缺角
时间：2020-07-20 07:32: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年逾花甲的“老村干”陈中泗是反对现任村支书陈朝辉的带头人。 这里既有“公心”，也掺杂了一些“个人恩怨”。陈朝辉认为，陈中泗是仗着自己的“老资历”在欺负他；但在陈中泗自己看来，则完全是出于为整个洞尾村前途着想。
按辈份，陈朝辉是陈中泗晚辈。陈中泗的两个儿子与陈朝辉都是“朝”字辈，大儿子陈朝锋与陈朝辉还是小学同学，一起上过学堂，名字也只有一字之差。但因为“叔侄俩”对管理村庄的“政见”不同，后来两家之间甚至还有过肢体冲突。
陈朝锋后来考取了大学，成为洞尾的第一个大学生，从此跳出了“农门”。陈中泗又因为是老党员、老村干，加上两个儿子都有出息，在村里德高望重，颇有威望；陈朝辉年幼丧父，后又因母亲改嫁他乡，成了孤儿，有一餐没一餐地被叔叔拉扯大，据其自称，“从小到大经常被人欺负”，而今日，却因各种因素，成了“实际上”拥有最高权力的村支部书记。
洞尾村的“民主自治”故事就这样曲折地发生着，这里有新、老农民观念的差异，也有基层各级力量的博弈。围绕在这几个家庭冲突的周围，是乡政府对村庄治理的行政权力介入、远亲近邻的情感纠葛、宗族势力的暗自较量、“外部能量”的影响，以及整个洞尾村社会形态蕴涵的各种力量的交错。
陈中泗――“反对派”
身体硬朗， 63岁的陈中泗一阵风似的走在队伍最前头。带记者上山去看被砍伐的松树林，是记者3月7日进村采访后，陈中泗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洞尾村，湖南道县新车乡28个行政村之一，沿207国道往西南方向走，距离县城20多公里，因建村于秀水洞（当地称一大片有河水的田地为“洞”）末端而取名洞尾，辖洞尾、横板桥等6个村民组。总面积2.7平方公里，耕地62.1公顷，现有农户232户，户籍人口911人。从人民公社时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的人们都过着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们村与周围的村庄相比，别人都非常羡慕。”一边走，老支书陈中泗一边向记者介绍村庄的辉煌历史。
“最近这些年，我们比别的村已经差远了，”走出村子的尽头不远，就是外村接过来的水泥硬化马路，同行的村民说，“周围村子的马路都修好了，经我们村子往里的村子，都把马路修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来了，就差我们这一段没接上，成了断头路，我们离大路（乡道）这么近，都没有把马路修进来，让人笑话啊！”
20多分钟后，我们一行来到了一片被烧焦的山地；再往前走，就到了一大片松树林。
很快，就看到了地上有树木被砍伐而形成的树墩，记者以目测估计，这片浩大的松树林已有将近半数树木被砍伐，加上被砍伐的多为成材的大树，毁坏程度按立方计算应当不少于半数。
一些村民认为现任村书记陈朝辉是这片山林被毁坏的“罪魁祸首”。正是在村支书的带头影响下，山林遭到如此猖獗的破坏。
从山上下来，经过村庄的中心地带，陈中泗指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设的整齐划一的房屋告诉记者，村里从那以后所建的房屋就完全没有规划了，非常凌乱。最为让他恼怒的是，在陈朝辉的治下，不少村民把房屋建到了村口的耕地里，“他家自己的房子也占用了不少耕地。”
在陈中泗的眼里，耕地是村民的命根子，因此，对建房占用耕地，以及大片大片的耕地被荒芜，老人感到非常心疼。
据村民统计，现在洞尾村，被荒芜的耕地达六七十亩之多。而这个数据，亦被最近村里与乡政府的荒地翻耕数据所印证。
经历过“大炼钢铁”的老支书陈中泗，对树木、森林价值的理解，与年轻的支书陈朝辉大相径庭；老一代的农民与新一代的农民相比，对脚下的耕地的理解也似乎截然不同。
在陈中泗的眼里，陈朝辉连一个合格的党员都算不上，更不是一个称职的村干部。
2005年，陈朝辉入党，陈中泗对陈朝辉是否符合入党条件提出质疑。当时，乡政府一名干部，据称是陈朝辉的远房亲戚，示意陈中泗“多留些发言时间给其他的同志”（意思是陈中泗不要反对），陈中泗认为陈朝辉的“亲戚”这么说没有道理。
是为陈中泗与陈朝辉两代人之间埋下的第一次宿怨。此后，在更多的“工作见解”与原则问题上，恩怨由“公事”变成更深层次的“私怨”。
2006年，国家开始对农村发放粮食直补款，当时，儿子在省农业厅有同学的陈中泗，最先知道了发直补款的消息，加上有晚辈亲戚在另一个乡任党委书记，陈中泗能够非常准确地知道直补款的具体发放时间。
后来，直到其他乡的直补款都发放下来了，陈中泗也没发现陈朝辉有发放直补款的意思，便去找陈朝辉要。有了上次的“过节”，陈朝辉大为不快，认为陈中泗处处与自己为敌。这样一来二去，双方最终因一些小事和口角，直至引发多次的直接肢体冲突，最终在乡政府有关方面的调解下得以表面缓和。
陈献意――一个人的村委会
陈献意低着头，一脸尴尬。
“很对不起村民，没有担任好这个重任，很愧疚！村里的大小事务，都是村支书一把手，我起不来任何作用。”
陈献意是洞尾村村主任，8个月前通过村民选举产生。
“群众认为我是村主任，我认为自己不是村主任，我就是稀里糊涂过日子。”去年冬种油菜，上面搞种子下来，主管农业工作的他一点都不知情。平时，上头拨了什么款下来，他也一点都不知道。他说，甚至有些时候，他知道的事情比有些村民还要少。
事情要从2008年6月说起，那个月，洞尾村与中国大多数建制行政村一样，迎来了自己的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
伴随选举日的到来，村里的各种力量开始盘算自己的政治意图和最大利益。
据村民说，选举日当天，村支书陈朝辉在三位乡干部的陪同下，在村部（即自己家里）公布了选举委员会名单，指定陈中望、陈中、陈中生等三人为选举委员会成员，同时提名杨志凤（陈朝辉之妻）、陈朝述、陈礼德为村委会候选人。
这个方案立即招致了村民们的质疑，按照有关法规，选举委员会应由村民会议或各村小组民主推选产生，党支部不得指派、委派。此外，应当由村民直接提名确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不能用组织提名代替村民提名，损害村民的直接提名权。
陈中泗质疑村支部这一行为时，据称有乡干部问他“你是不是党员啊？”（意思是党员应当支持村支部的工作）
后来，在村民会议的推选下，陈中泗担任选举委员会主任，陈田芝、陈朝军、陈献固担任选举委员。
选举方案采用了海选的方式，不规定候选人，无记名投票，票多者出任村委会委员，票数无须过半。
选举的场地就在现在已经废弃的洞尾小学举行。此大宅，相传为同治年间所建的一座民间老书院，曾为此间有名的义校。古老而破旧的大屋，见证了新时代里村庄的一次艰难的民主选举。
这一次选举出来的结果是：陈香娥排名第一，票数约93〜94票（根据村民记忆，下同）；陈献意第二，80多票；陈田芝第三，56〜57票；陈中洙第四（一说20票，一说50票）。投票结果当场公布。
但村民表示，后来乡政府在正式宣布结果时，只公布了陈献意一个人作为村委会成员名单，其余三个，包括票数排名第一的陈香娥均未入选。
但这一说法遭到乡政府的反对。新车乡政府人大主任、纪委书记乌翔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乡党委的总结材料记录，公布的结果有两个人：一个是陈香娥，一个是陈献意，但陈香娥自己表示过不愿做计生专干。
3月12日，记者向陈香娥核实时，其说法与乌翔宇的讲法大相径庭。陈表示，在选举大会之前，村支书陈朝辉曾找过她，表示候选人名单里有她的名额，陈香娥认为这是你村支书说的，不是村民提名的，当即表示不愿意。
但是，陈香娥在以票数第一当选村委会委员之后，从未表示要放弃村干部资格。她一直在等乡里给她的任命通知。
直到7月1日结果公布一个多月以后，她仍然没有等到乡政府的任命通知，8〜9月份的一天，她打电话给乡党委书记何柏章，后者在电话里说让她做村委，但没有提到任何具体职务。陈香娥以最高票当选，自然不愿意，表示要与何柏章面谈，何表示没有时间。此后数次，何都以各种理由推托。
按照《村民组织法》第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名额的村委会，是一个没有实现完整编制的组织，严格地说，不是一个组织，根本无法形成民主决策和有效的管理。
唯一被正式宣布过的陈献意，被任命为新车乡洞尾村第七届村委会主任。这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已经上任8个多月，从上任会议那天开始，包括任命大会当天，一共到乡里开过三次会议。至今，他没见过村里的账务，不知村里的公章在谁的手里，不知道自己可以为村里做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村民有什么事情会去找他。
在3月7日的下午，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陈献意、陈香娥均表示，自从自己被选为村主任、村委以来，乡里的驻村干部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家，很明显是在排斥他们。驻村干部也没有为村民做任何实事。
乌翔宇告诉记者，党委的总结里记录，表示所欠缺的名额日后补齐。但是，记者在洞尾调查到的情况是，村会计现由村支书指定的一个村民担任，没用通过任何民主程序产生。记者向村支书陈朝辉问及村里的公章管理情况时（应由会计管理），他表示有时是会计管，有时是他管。
记者要求新车乡政府提供洞尾选举当天的原始材料，乌翔宇以掌管相关材料的官员去党校学习婉拒，但表示记者可以去县民政局查阅有关报送档案。但第二天早上，县民政局基政办一位姓祝的女士却拒绝了记者所有的查阅要求。
陈朝辉――“当权者”
天近傍晚，记者找到陈朝辉时，他正与老婆及两个孩子在家门口的烟叶地里做农活。
这个在几天采访过程中一直盘旋耳际的“专权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飞扬跋扈或游手好闲，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勤勉、本分。
1972年，陈朝辉6岁，父亲突然离开人世，母亲随后改嫁他乡。跟着叔叔过日子的陈朝辉最终只念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到现在，他都恨自己读书太少。
陈朝辉说他在16岁那年想到过要自杀。那时他穷得没有一条好裤子，屁股都露在外面。贫穷让人毫无尊严。他感觉，村里的人都看不起他。
1987年，一心想自立的陈朝辉承包了村里的碾米机厂，并在此后通过外村人的介绍，娶了现在的妻子杨志凤，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另一种人生。
在陈朝辉看来，当时村里的人是很看不起他的，要不是他承包了碾米机厂，好心的外村人给他介绍媳妇，自己的人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不久，夫妻俩有了第一个男孩。到1992年，夫妻俩盘算生第二个孩子与第三个孩子时，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双双外出打工，开始另一段艰辛的岁月。
2002年，已经回到故土的陈朝辉立志要在家乡重新自立。这一年，他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2005年，陈朝辉终于如愿以偿地入党。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陈朝辉一度书记村主任一肩挑。
如果能担任一个受人尊敬的村干部，对从小就感觉受到歧视而心生自卑的陈朝辉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标志性转折，也无疑是证明自己的一个重大契机。
但对人生经历如此曲折、又受教育太少的他来说，一开始，就注定他的管理一定存在太多不规矩的地方。
研究中国基层政权的人士发现，中国权力与责任关系最扭曲的部位在乡镇与村庄，规则最不明晰、各种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也是基层社会。
以村主任为首的村委会，法定上不受乡镇政权的控制。在这种条件下，无疑，乡镇党政会尽可能地让权力集中在自己可以随意掌握与任免的村支书身上。这也是陈朝辉能一直被上层力挺的原因。
而对陈朝辉来说，他甚至未必能清晰地知道自己权力的边界。面对村民的指责，他有自己的委屈。他告诉记者，村里的账务不明晰，是因为很多钱要填到过去历任村班子的窟窿里去。他妻子杨志凤说，陈朝辉去年自己卖大米去修理村里的渡槽水泵，说到委屈处一度流泪。
村里的转移支付也是一笔糊涂账。这笔钱还不够过去几年乡干部下来的伙食费。陈朝辉说：到现在，他手头还有两三万元伙食费不知道去哪里报销。但村民，没有人知道这些，也没有人会相信。
小学文化的他，不知道信息公开，也不知道信息公开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3月9日，记者第二次到村里调查采访的时候听说，这天早上，一直没有从陈朝辉那里要到直补款的陈根生媳妇陈双凤从陈朝辉那里拿到了381元钱，这笔钱是他们家过去数年直补款的总和。43岁的陈根生现在在浙江打工，媳妇一个人留守在家。
这就回到了前面陈中泗提到的直补款问题。面对记者对这件事情的质询，陈朝辉解释，由于一些村民长期在外，因此相关手续一直无法办理。他表示，洞尾村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在外面打工，发款的工作很难做。
曾过过苦日子的陈朝辉，在说起那些比自己更苦、更本分的人时，似乎并没有恻隐之心。
最复杂的力量制衡与较量
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乡村的社会生态：这里的水并不深，但关系比任何地方都错综复杂。意思是：农村社会很穷，就算再贪污腐败也无法与城里的“大鳄”相提并论，但这里的各种社会关系之复杂是城市社会所无法企及的。
陈朝辉的小学同学，陈中泗在外工作的大儿子陈朝锋则以旁观者的身份告诉记者，仅仅在洞尾自然村（不包括另外5个自然村），就有“地缘政治”上的“上门子”、“中心巷”、“下门子”、“小村子”等四个宗族势力，这四个宗族势力的分野在平时并不是很明显，但在选举的时候，各个宗族的人就会潜意识地倾向于自己的宗族，到那时，就会有人去各家各户打招呼。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村里在外头“有出息”的家族，这些人往往能帮助村里的人解决许多实际困难，“村民都是弱势群体，在外头有什么不平事都需要‘有出息’的人出面帮忙搞掂”，这个“出息群体”在村里往往能发挥对时局影响的决定性作用，并且，这些外部群体，他们在乡下的家族之间也非常友好，走门串户也很经常，他们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团结力量，影响着村里的政治与社会生态。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文胜对新时期的农村权力生态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认为，一些地方的乡村民主不能落实，是因为财务不公开、村民对自己选举的村委会产生不满，根本上还是因为权力没有制约。中国农村社会，除了有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还应当有与西方工会性质一样的农会。权力，必须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才能对另一个组织化的权力形成制约。
（3月16日《中国经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