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清流情操的形成及影响] 张之洞墓
时间：2020-03-25 07:32: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张之洞的一生，从清流派到洋务派，从固守纲常伦理到推崇西方先进科技，致力于兴办军工业等近代化事业。伴随并影响他一生的是挥之不去的的清流情操，本文通过探究张之洞的清流情操形成的原因及对他的影响，进一步认识张之洞及清流思想。
【关 键 词】张之洞 清流情操 形成 影响
“他是抵抗派、爱国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他在中国近代化起步时，学习西方，开工厂，办学堂，倡导新事物，而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加以维护。”[1]
张之洞看似矛盾的思想和处事方式，与当时中国处于新旧交替、列强入侵的局势和他受到的教育及成长环境有关。从清流派到洋务派，张之洞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他采纳“西学”、“西艺”、“西政”的选择标准，要不悖离传统的纲常精神，即清流情操的核心。
一、张之洞清流情操的形成
张之洞出身仕宦之家，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父亲张�礼聘名儒为子传授“乾嘉老辈诸言”，又购书数十橱，“令于日课外，听以己意观之。”八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十二岁后先后从师韩超等。还曾经受教于胡林翼。他一生奉行经世实学，受胡林翼和韩超影响最深。
青年时代他就学于贵州、直隶，担任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在性格、作风方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家族就有一些清流情操的遗传因子，“独衔幽愤希高踪”、“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孤高自诩而又经世心切，表明张之洞已具备了清流情操的根基。
张之洞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等交往甚密，“兴高采烈，飞辩元黄，雕龙炙�，联吟对弈”[2]，为张之洞跻身清流党准备了社会交往的条件。后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渐渐成为当中的中坚力量。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他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3]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张之洞“实为之袖”。[4]
但张之洞的思想又有别于传统的清流派思想，他对洋务派的抨击,大都集中于外交,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业很少进行实质的批评。“张之洞作为牛津成员，却有接受外来思想的捷才。”[5]他与其他清流人士有两点本质不同：不顽固保守、不尚空谈，有浓厚的务实精神。
二、清流情操对张之洞的影响
（一）为官之道
1、爱民、清廉正直、大公无私和功利主义者。张之洞不爱财，财富进了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6]他督粤时，面对军政大局的急需，用开“闱姓”赌捐的筹款方法，不惜毁掉个人的声誉。他先后从闱姓赌捐中抽出上百万两，分别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加固堤防。督粤五年，经手款项数千万计，均秉公从事，不染私利。有人说他“亏耗国家帑项及私自勒捐者，总不下数千万两”。朝廷命李瀚章核实事实，“取之于关蠡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用之于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7]张“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8]
“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9]他肯定了逐利的正当性、合理性，他讲功利，是“与洋人争利”，主张以商立国。对清朝封建政权的忠诚，使他局限于“中体西用”。
2、趋时自保和“后党”潜意识。清流思想使张之洞“遇事敢大言”，但不结宗派、树私党，对李鸿章的外交上虽诸多不同意见，对李本人却很敬重。当李七十大寿时，张三天三夜不睡觉，为李作寿文，成为李所收寿文的压轴之作。[10]
他将官场经验总结为“度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他虽参与维新变法，列名强学会，还给予经济支持，但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当纲领演变为激进革命时，张之洞马上脱离康有为等人，发表反对宣言，并将倡导变法的《强学篇》改为《劝学篇》，突出忠君爱国，为自己涂上保护色。促使他迅速从康有为的激进革命主义之下拯救出来的，是清流派的趋时自保和后党潜意识。
（二）兴办洋务――务实，经世致用的思想和主观行事
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言：“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张之洞“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11]但他的“洋务”事业的根本动机，是为摇摇欲坠的君主专制加固，支撑危梁，导致运动的惨败收场。
张之洞带有过强的主观愿望，书生意气，对近代企业的管理知识极度贫乏，汉阳铁厂在从筹备到经营，屡屡违背客观规律和经营法则。全凭衙门式的指挥生产，盲目订购机器，不事先勘定优质铁矿资源，官场的裙带之风，贪污贿赂等积弊弥漫。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余万两银，用于基建，购置设备的不到一半，“余皆系浮费，于公司毫无利益。”[12]张之洞经济思想中的封建遗传因子，即清流情操的作怪，是他富国裕民理想难以实现的内在根源。[13]
（三）教育和文化思想――死的拖住活的，旧的束缚新的。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看到，只靠儒家学说难以对付西方的坚船利炮，意识到采用那些外国方法是必要的，但要把那些粗鄙和丑鄙的成分去掉，他仍坚信中国文明之美会战胜现代欧洲的进步与新知观念。
在教育改革上，张之洞认为应该“中学为内学， 西学为外学”。[14]“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15]张之洞的“智育”教育思想服从于挽救清王朝“积贫积弱”的国势，所以他在“开新”的同时，又留有顽固的“卫道”尾巴。他在自己开办的第一家大近代学堂――广东水陆学堂中要求学生于“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16]
思想言行的新旧杂糅，自相矛盾，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继承其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的汲取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不免抱残守缺之讥。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知本”。
参考文献：
[1]苑书义，秦进才.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M].中华书局，1999年版中的戴逸的《我看张之洞》，第162-164页。
[2]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张文襄逸事[M].上海世界书局，1923.
[3]张之洞《寿黄漱兰通政六十》诗云：“后凋独有贞松在，四谏荣名冠翰林。”
[4]《张文襄公大事记.哀张文襄公》
[5]辜鸿铭.清流传――中国的牛津运动[M].上海：东方出版社，第53页
[6]《英传教士对张之洞的印象》
[7]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四）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
[8]《清史稿.本传》
[9]辜鸿铭文集》里的《张文襄幕府纪闻.功利私利》
[10]《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苑书义等主编 中华书局1999年版《儒臣官品和洋务心态》皮明麻 p121.
[11]胡钧.张文襄公年谱[M].北京：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甘朋云序
[12]徐柯《清稗类钞》，第17册，第12页
[13]《张之洞评传》冯天瑜、何晓明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14]张之洞《劝学篇・外篇》；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版.《会通》第十三第159页
[1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版，上册,第198页
[16]张之洞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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