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研究|韩国三大产业结构

时间：2019-05-17 03:22:0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必然趋势。但中国当前产业结构特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称，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过高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现象依然严重。笔者认为在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与中国经济特有体制的约束下，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已内生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成为维系高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异化为产业结构自身向高级化升级的巨大阻力。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运用中国经验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证，并进一步剖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体制性根源，为辩证考察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路径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升级迟滞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6000308
　　一、引言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会随之由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向由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阶段转变，即遵循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产业升级路径。但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似乎违背了这一规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以第二产业占主导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并未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级化阶段转移。近年来，尽管中国致力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第二产业占主导的结构特征尚未得到显著改变。无疑，相较于世界各国的一般发展规律而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显著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现象。
　　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固化并存的现象，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无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分别是投资和出口，两者均对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投资方面看，中国的投资需求更多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投资、传统领域的工业投资以及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其所创造的产业均对应于第二产业；从出口方面看，中国的对外出口主要由低端制造业来提供，大量的玩具、衣服等产品也直接增加了第二产业的产值。因此，在中国出现经济高速增长与第二产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并存的现象不足为奇。但问题在于，这种依赖较低层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其所导致的能源消耗过大、污染日益严重以及产能过剩突出等问题已开始困扰中国经济。尽管中国政府已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断倡导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产业结构似乎被锁定在了相对低层次上，升级的趋势并不明显。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事实：一是与世界发展规律相违背，中国出现了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问题；二是产业结构升级趋势被某种力量所遏制，产业结构被锁定在了较低层次，第二产业长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假设，即在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下，较低层次产业结构可能已内生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中，成为维系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增长导向的体制环境下，较低层次产业结构成为维系经济增长的次优选择，从而缺乏升级的内在动力，并进一步异化为自身升级的巨大阻力，导致产业结构被锁定在以第二产业占主导的结构上。
　　基于此，本文有两项有价值的工作要做：一是从经验的角度验证上述判断的正确性，证明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已成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而产业结构升级则会抑制当前的经济增长，使得产业结构升级面临巨大阻力；二是探究中国出现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体制性根源，从体制差异角度解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症结所在。本文第二部分将通过国际比较来描述中国在高增长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现状；第三部分利用中国数据对低层次产业结构已成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判断进行经验验证；第四部门进一步剖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体制根源；最后是对结论的思辨与对未来政策的展望。
　　二、高增长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迟滞
　　所谓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是指由配第—克拉克所指出的，在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三次产业的比重存在着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这种演进规律有两种形成机制：一是收入弹性差异机制，即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于第一、第二产业的需求增长会减缓，而更加倾向于第三产业创造的新增需求，因此第三产业具有更强的收入弹性，从而吸引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分布向第三产业转移；二是投资报酬差异机制，即以信息技术和创意设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具有更强的技术进步潜力，其投资将持续处于报酬递增阶段，相较于第一、第二产业，具有更强的发展潜力。由此从经济理论看，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由较低层次向更高层次转移的结构变动趋势，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这一规律常被用作衡量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而规律本身也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数据［1］以及理论模型的验证［2-3］。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推演出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并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霍夫曼经验定理也得到较多的经验验证：韩国1960—1990年的工业化经验表明，工业化过程中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4］；日本1914—1954年的经济增长有75%是由工业化的快速增长所推动的［5］。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后，服务业超越整个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尤其是研发、设计、采购、金融、前端教育、后端营销、维修服务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对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与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相吻合。
　　中国改革初期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农业人口占很大的比重，经济增长过程是由农业人口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来推动的，工业化的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6］。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有效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历程似乎没有遵循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演进路径，以第二产业比重偏高且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为表象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问题十分严峻。通过国际比较看，2000年以来高收入国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年均为264%，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5%左右，而中国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年均达到465%；从第三产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高收入国家年均为719%，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年均为54%左右，而中国年均为411%；如图1所示，从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看，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年均在25以上，且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5左右，而中国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仅维持在089左右，且没有表现出升级趋势。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国家，且滞后于中等及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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