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北方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网站

　　一　　我曾在蒙古高原南端的一座城市张家口工作、生活了数十年，数十年的日子里，我感受着高原的阳光和风。高原的天空很蓝，云很轻，太阳很白很亮，光芒如钻石一般；风，四季从高原刮过。高原的夏季很短，又几乎没有秋季，仿佛夏季刚过，天就冷了下来，而冬天漫长而很深远，冬天的风总是带着尖啸，汹涌地穿越街市；春天的风裹着高原的尘沙，铺天盖地地刮来，有掩埋一切的桀骜，土地普遍裸露着，因为直到四五月才能开始播种；夏天是高原最好的日子，草和庄稼都在疯长，田野里能听到拔节的声音。
　　走在街市上的姑娘，多半有飘逸的丽质，有如夏天高原轻盈的风。她们的皮肤白净，目光纯洁而含蓄……我无数次在想，高原的尘沙非常肆虐，高原的太阳紫外线很强，但为什么世代抹不去她们这样的生命丽质?街市上的男人多半伟岸，有点像树的品质。他们的一双眉毛很黑很浓，眉骨有些高，鼻梁直而挺拔，有山脊的凌峻，他们整个的模样是有棱有角。还有，他们多半做事都很细心、很钻研……华北其他几个城市的人到了塞外，大都有过惊叹：哇!真有些奇了，这塞外怎么会美女如云，俊男如林?人们感叹多了我就在想，从遗传学角度考虑，这里绝不是单色人种繁衍接代的地域!他们祖父的祖父、祖母的祖母们或者更远一些的祖先们，肯定是多色人种、多种民族抑或多个国籍的融合体……
　　我有时一不小心就从这座城市的闹区走进了这里那里的老巷，老巷有时深得三五里走不到尽头，老巷两边的深灰色房屋一律地深严壁垒，气宇轩昂。临街的屋墙、院墙一律地丈余多高，全部地使用古代大青砖、长石条砌就，我感觉即使有人能飞檐走壁也很难入内。高大厚重的木门虽已布满沧桑，但它们和门庭两边昂首的石狮、门脑和庭院屏风处古老的砖刻、木雕一起，向你逼仄而来一种稳健和凛然，一种气势和威严。老巷深处的老者告诉我，说这些房屋大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有的够三百余年!惊诧之余，我常常站在老巷的尽头凝想：深藏在这高原城市静寂处的一条又一条古老的街巷，这街巷深处三进五进的深宅大院里曾经有着怎样的财富和秘密?怎样的显赫与智慧?
　　有风无风的日子，我都喜欢在高原的街市上行走，我曾数次迷失在这些老巷深处，数百条网状的老巷迷宫一般缠绕。我在街市上行走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我感觉这座城市是我们这个世界遗落在高原的一块璞玉。如果你有心，轻轻弹去它的尘封，你会发现它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就是在这同样一年又一年不竭地行走与探访里，我突然发现，这座高原之城的诞生与发展、繁荣与消落，还有那老巷深处的财富与秘密、显赫与智慧都居然与一条“路”须臾不可分离!
　　二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先生关于路的释义。我想，这大约是至今我们所读到的最直白、最朴素的关于路的格言了。路最初是和人类的生存希望连在一起的，人类怀着希望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四处寻找未知的世界，千万年的寻找，千万年不泯的期冀。今天，我们可以不必质疑，在寻找者的路上，掩埋着多少寻路者的白骨；我们同样无须质疑，因为找到了路。财富和文明是怎样在路上聚集。
　　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城市最终是在财富高度聚集的路段形成，然后形成政治或军事中心，然后集合一方地域的习俗、文化、情感和传统。当人类筚路蓝缕、步履蹒跚汇集在路上、创建了一路的文明和一路的城镇后，那这条路和路上的人就值得我们怀念和铭记。这便是我要说的塞外那座声光满目的城市和那条被历史掩埋和忽略的“北方丝绸之路”的含义。
　　如果文明的发端与道路密切相关，那么，在今天现代人几乎不屑一顾的塞外漠北，文明恰恰是从那里最先显现出了它古老的光环。
　　应该说，在李自成一路攻陷北京时，塞北那条路已经是有模有样了；在慈禧仓皇西逃时，那条路已经成为一条国际性的贸易商道了。是塞北原本有了千年的古道最终促使了古代贸易的发展，还是古代贸易的发展拓开了一条繁华的国际贸易商道?我想，正定理、逆定理都成立。
　　在现代人的意识里，声光满目的塞外张家口始终是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边城、垛口、烽火、狼烟是这一地域千年的象征。从清代直至民国结束的三百余年里，由皇帝和中央政府直接选派到这里的都统竟多达69人、省府主席13人，直到我们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中期(1952年)方改为张家口专区，隶属河北省。在设都统和省府主席的漫长年代里，这个地区称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民国后期称察哈尔省。都统府和省府一直设在张家口。都统即为封疆大臣，与将军一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一职务与内地的“督抚”平级，他的最高任务就是抵御外来侵略，安抚边疆的稳定。
　　由此，我们看到了离北京咫尺之远的京西张家口作为军事屏障(察哈尔即蒙语“屏障”之意)的历史地位，然而，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商埠、一个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货物集散地(历史上称“旱码头”)——张家口，至今鲜为人知。
　　张家口的国际商贸活动应追溯到明初。如果从明洪武年间开始移民山西人到张家口计起，这块原为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来了去了的马踏之地便成为了汉人与北方多民族的融合地，这段历史已达六百余年；移民指挥张文于1429年(明宣德四年)在这块寒凉之地开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一百年后(1529年)，同为张氏人士的张珍在张家堡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名张家口，张家口名称的由来已近四百八十余年。作为商埠的张家口，如果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明廷批准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与成吉思汗败北的子孙后裔们开办“以布帛易马”的边界“贡市”(后称“马市”)，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一条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延伸到恰克图(今蒙俄边界上的一个城市)的长达4300多华里的中俄贸易商道，整整运行了三百七十七年!
　　张家口边塞的贸易方式始终是以物换物，蒙民以马、牛、羊、驼、皮张等畜牧产品，换取汉民的绸、布、米、茶、锅等生活必需品。1571年(隆庆五年)，张家口的“马市”开始了它的繁荣阶段，由于民间“马市”的开通，吸引来了大量的内地商贾，他们多是山西人，市场的热闹和成交量远远超过了嘉靖年间。《明代宣大山西马市考》记载：仅张家口、大同、水泉营3个马市“官市易马7000多匹，民间易马、骡、驴、驼、牛、羊达22000多匹(头)”。 　　两年后的万历初年，山西商贾开始大批聚集于张家口，并在那里定居设店，从事对蒙贸易。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堡已是“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等等，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商贾皆争居之”。明王朝见此，出于边防安全考虑，曾想限止“马市”交易，诏令将3个马市11处的易马数量限定在35000匹以内，但到了1579年，还是那本《明代宣大山西马市考》记载说，“仅张家口一市，年易马就超过35000匹以上”。五年后的1641年，张家口的来远堡(今大镜门南)建成，于是，张家口就有了上、下堡的俗称，来远堡称上堡，张家堡称下堡，日后的年月里，上、下堡就成为张家口延伸、发展的母体，直至成为今天近百万人口的城市。
　　三
　　应该说，张家口国际商贸的真正繁荣始于清初并贯穿了整整一个清代。自清军进关的第二年(1645年)，山西“八大皇商”(关于“八大皇商”我将在下一节中详叙)打着大清国的商旗，拉着骆驼，赶着牛牛车，满载着物资，走出大境门(清顺治元年，为开放正、西沟外管市场，挖开明长城建筑城门，此城门即今天世人皆知的张家口大境门)，进入蒙古草原，张家口便开始了三百余年的旅蒙(俄)贸易。精明的“八大皇商”在长达四十六年的时间里，完全垄断着对蒙俄的全部商贸活动，直到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方结束了“八大皇商”的一统天下。
　　随着清政府对蒙贸易的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做买卖的商人，他们沿着古驿站，由近及远，从南至北，横穿蒙古高原，直抵中俄边界恰克图(今蒙俄边界)。旅蒙商在数百年里的名称都叫“通驿站”，只是到了清末才依民俗改称为“旅蒙商”。旅蒙商起初除了“八大皇商”外，大多只是一些驴驮、肩挑、历经艰辛的小商贩，到咸丰年间，已形成了两大帮派体系，即“山西帮”和“直隶帮”。“山西帮”是张家口旅蒙业的奠基者，他们有雄厚的资本，并和清王朝及蒙古贵族、王公、上层喇嘛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始终垄断着张家口至恰克图、张家口至新疆伊犁两条路的对俄贸易，并兼做“票号”生意；“直隶帮”也称“京帮”，多为河北束鹿、深县、饶阳人，他们财势单薄，经营多以零售为主，平时扎根于草原的牧民中间，以物易物。除“山西帮”和“直隶帮”外，张家口的蔚县、阳原、宣化、怀安、怀来、万全、张北等地的人们，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条商道。
　　当时国际贸易还未找到通兑货币，旅蒙商的商品销售，始终只能是以物易物，方法是“出拔子”。所谓“出拔子”，就是利用骆驼，牛牛车(或称勒勒车)载着货物，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以走浩特(村落)、串牧场和赶一年一度的中俄“恰克图市场”进行换货贸易，交换来的商品，运回张家口，投放到大境门外的“外管市场”，通过经纪人之手完成销售。“出拔子”的人带的驼队，称“货房子”。每一顶“货房子”通常有3个押货人(即保镖)，12把骆驼(一把为14峰，计168峰骆驼)，一匹或数匹找水用的马，3至10条狗，一个驼工拉一把(即14峰)骆驼，计20个伙计和驼工，组成一个销货单位。驼队常常是“数房”相随，数百上千峰骆驼，首尾难以相望，驼铃之声，在沙漠草原飘荡，十里可闻；常常是几百辆牛牛车同时结队而行，首尾衔接，长达数里。2800华里的张库(张家口至库伦)商道和4300华里的张恰(张家口至恰克图)商道上，每年都有数十万峰骆驼和牛车日夜不停地走过，就这样走了三百多年!
　　历史在塞北那条路上碾出了无数深深的辙痕，那条路挣扎着，翻越千山万壑，穿越草原、大漠、戈壁，一直延伸，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文明的亮处……
　　下面，我想再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说明张家口这条商道曾经的显赫和辉煌。首先是商户的增加：康熙年间，由8户山西籍“皇商”发展到80余户，道光年间发展到260户，同治年间发展到390户，宣统年间发展到530户，民国六年(1917年)仅大境门外的商店和货栈就有1500余家，市内上堡、下堡一带商店达7000余家!民国十七年，仅大境门外市场，年营业额即高达1.5亿万两口平银。这年，由外蒙古输入马7万余匹，骆驼3万余头，羊150余万只，绒毛7620万斤，皮张1000万张；由内蒙古输入马25000余匹，绵羊25万余只；输出的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即为40万箱，按一头骆驼、一辆牛车运6箱计算，需骆驼或牛车7万头(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张家口街市上日夜车水马龙、驼牛云集、毛皮如山、人头攒动、十里长街、灯火通明的繁荣景象；
　　其次是山西票号和外国洋行之多：《察哈尔通志》经济类记载着民国十二年以前张家口的42家钱庄、票号的基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论是民国政府或军阀官僚投资开设的银行，还是资本雄厚的商家、地主开设的银号，抑或是几家商号集股开设的钱庄，几乎全部为山西人操纵。我现在想说的是，晋商最终开创了中国的金融事业、一举成为天下首富，而他们最初的发迹地恰恰是在张家口!与此同时，外国洋行纷纷进入张家口。从清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准许俄商在张家口建货栈，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国在张家口买卖的洋行有四十四家”。英国的10家，德国、意大利的6家，美国的16家，日本的6家，还有俄国商号8家，以及法国的“拔维晏”、“立兴”，荷兰的“恒丰”等等。我们依然不难想象，当年，操着世界各国语言的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穿行在张家口街市上的境况。
　　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是近代交通：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赢得了在中国建造铁路的权力，众所周知，当初，慈禧太后一怒之下，曾下令拆除北京到青岛的外国铁路。但到了1904年，清政府居然批准建造的第一条铁路是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1909年，京张铁路的通车写下了中国铁路史光辉的一页，由这条铁路的修建，诞生了中国永垂青史的铁路专家詹天佑。1923年，在京张铁路基础上延伸的京包(也称京绥)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中国第一条国有铁路!1918年，张家口至库伦的公路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客货双运的国有公路!中国交通史上光辉的一页书写在张家口这块土地上，足见这块边塞之地当年非同寻常的地位。 　　四
　　应该说，被中国人称为“金融之父”的山西平遥、太谷、祁县的晋商们，他们的发迹无不始于北方这条古老遥远的商道，而他们创造的银行前身“票号”又无不与塞北这座城市张家口“血肉相连”。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那么，那些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大试身手”的码头在哪儿呢?现在我可以说，他们的大码头在张家口!他们是在张家口这座“旱码头”和由这座旱码头延伸出去的古老商道上聚敛了他们最初和最后的财富，那条古老的商道同时赋予了他们最精明而深远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智慧。
　　其实，始于明朝隆庆年间的张家口“马市”，已经给洪武年间移民到此的山西人输入了最初的商业信息，是这些山西人的世代勾连，终于使中国金融的始创者们在张家口诞生。历史上山西人的“走西口”是指走“张家口”，山西“八大皇商”的数百家商号最早诞生在张家口。由于张库商道的日益繁华，后来，山西商人把商号继续向西延伸，直到今日的呼和浩特和包头。这时，张家口在山西人眼里成为“东口”，呼市和包头成为“西口”，到清代乾隆年间，已有印着朝廷官印“东口厅”、“西口厅”的商业信票。但无论怎样，世世代代唱着“走西口”上路的山西人，他们首先到达的目的地是张家口。
　　晋商的真正发达借助于一个历史契因：清兵入关。明崇祯九年，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终于背叛了占去他们江山的明王朝，而臣服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建都盛京(今沈阳)，称“龙兴辽左”。东北的清军，急需多种物资以供军需，但因与明王朝的对立关系而不能入关贸易。为此，除不断突入内地进行军事掠夺外，大量的物资是通过蒙古地区到张家口的贸易市场取得。后来，随着清军对蒙古各部的征服，张家口就成为他们摄取各种物资的主要渠道了。清军是通过明末已成为操纵张家口贸易的山西八大商人来摄取军需物资的。我们从清乾隆年间《万全县志》(张家口当时属万全县管辖)里发现，这“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日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
　　下面的记载是说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定都北京后举办的一件重要事宜，即重奖为其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八大晋商：“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馔……”在皇宫大殿吃完了皇赐盛宴之后的八大晋商，就被清政府赐为官商，每人一件皇赐“黄马褂”。此后，八位晋商便成为垄断张家口贸易市场的豪富。一年又一年，他们手持朝廷的“龙贴”(商业贸易最负权威的信票)，牵着成千上万的骆驼走进了草地，一直走到了库伦，走到了恰克图，最终他们在蒙古库伦拥有了400余家商号，并使原本荒芜的中俄边界(后为蒙苏边界)恰克图走进了一个伟大、精明的犹太人马克思的目光之中。马克思在《俄国与中国人》一书中对恰克图贸易进行了如下的记载：“这种贸易，采用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个商馆经营其事，其中，六个是俄国人的，六个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双方所供商品的交换比例——因贸易完全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
　　我们从清代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中认定，马克思所指的“六个中国商馆”皆为晋商所建：“……其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茶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皮等物。”又写道：“盖外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见笑……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精明的晋商以其已经形成的商业目光以及朝廷所赋特权捷足先登，占有了广袤的中俄、中蒙贸易市场，在唐代由南方人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湮灭之后，由他们最终开辟了一条繁华的北方“丝绸之路”。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又称《布连斯基条约》)签订，双方便在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交汇处，相距140码对面，开始筹建各自的贸易圈。中方的贸易市圈称“买卖城”，全部是晋商所建；俄国的贸易市圈称“恰克图”，由俄国政府出资建造。这个简易的、长宽仅数百公尺的贸易市圈便是今日繁华的恰克图市的前身。
　　在恰克图对俄贸易的商号有“福源德”、“天和兴”、“大升玉”、“锦泰亨”、“公和盛”等15家，这些商号均为晋商所开设，其中最大的商家是山西榆次车辋镇常家。常氏一门自常万达于乾隆年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西沟开设“大德玉”杂货店起，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由最初的“大德玉”扩大新建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4个联号，当年被称为“张家口四大玉”。这4个联号全部在库伦和恰克图设了分号，常氏家族成为清代闻名遐迩的外贸世家。除常氏外，恰克图的大商家为山西太谷县北光村曹氏，曹三喜最早在张家口发迹后共经历了24代，经营茶叶、绸缎的曹氏家族不仅在恰克图开设了“锦泰亨”、“锦泉涌”两大商号，同时把分号设到了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库伦。在恰克图设商号的还有闻名国内外的旅蒙巨商“大盛魁”。
　　关于“大盛魁”，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到过。
　　当年，张家口上堡、下堡和大境门外聚集了数百家旅蒙商，而被称为巨商的有“大盛魁”、“天义德”、“元盛魁”三大号，其中又以“大盛魁”居首。“大盛魁”主要经营票号生意、出售日用百货、收购牲畜和畜产品以及药材，在对俄、蒙贸易中，数百年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大盛魁”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清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军队长途远征，需用大量的军粮和日用杂品。当时从事小本生意的扁担商王相卿(山西太谷人)和张杰、史大学(二人皆为山西祁县人)携货随军经商。当他们进入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今蒙古国境内)后，这些肩挑扁担的商贩们就在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合伙开了一个“吉盛堂”小铺。康熙初年，小店铺发展到一定规模，三人正式开设“大盛魁”。因无资本，只为人力合伙，蒙古地的贸易是以物易物，多是赊账兑货，一段时间后，因为生意清淡，张、史二人先后离去，由王相卿一人独自经营。王相卿的发家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说正当“大盛魁”店铺无本经营面临倒闭之时，蒙古地来了个喇嘛，他称自己是过路者，无固定落脚处，愿将身边带的500两银子暂存在店铺内，两年后再取回。但是，此后多年喇嘛踪迹杳无，再未来取回这些银两。“大盛魁”的王掌柜就用这些银子做了资本，做起较大的生意，数年后即获利数十万两，发了大财。此后，在“大盛魁”的总店、分号和庄口内，都建有神龛，龛内供奉着一位喇嘛和一根扁担，并奉之为“发家之神”。每年正月十五，都要请和尚或喇嘛念经，告诫“大盛魁”的后人不能忘记商号发家时扁担和喇嘛所作出的贡献。 　　起初，“大盛魁”的总店设在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后因归绥城离北京路途遥远，交通阻隔，南货不易运入。王掌柜当机立断，果断地将“大盛魁”的商务活动中心转往张家口。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大盛魁”的分号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街正式建立，不久，“大盛魁”的分号即发展到24处，从浙闽、武汉、北京，到塞外的张家口、大同、丰镇、集宁、归绥、包头，蒙古的多伦(今锡林浩特)、赤峰、贝子庙、百灵庙、东西苏尼特旗、库伦，一直到俄边的恰克图、漠河、贝加尔湖、毛斯格洼(今莫斯科)，在遥遥万里的商道上，到处屹立着“大盛魁”的商号。“大盛魁”由广泛经营杂货到逐渐趋于茶叶和丝绸的专项经营，他们在浙闽山地购买了数百亩茶山茶场，包办了茶叶的全部收售加工；又购置了桑园千顷，并设立了收购丝绸的机构，将南方紧缺的货物尽力收购来垄断在手，然后通过水陆两路运至北京，而张家口的“大盛魁”是南货最大的集中地，一年又一年，张家口成千上万头(辆)骆驼和牛车将“大盛魁”的货物运至归绥、包头、大同、苏尼特、库伦、恰克图进行交易，然后从俄蒙商人那里换回皮毛、牛羊、鹿茸、蘑菇、羚羊角、水晶石、麝香、药材、黄金、白银等。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大盛魁”、“兴隆魁”等张家口八大巨商居然影响了康熙帝的一次亲征：八大巨商说服朝廷内务府上奏，诉噶尔丹侵吞漠北、漠南，威胁圣上安全，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会造成大清帝国财力衰竭等等。康熙看了奏折，立即调拨30万军马，分五路出兵征讨噶尔丹，康熙亲赴塞外指挥了这次征战。康熙率军经过张家口时，“大盛魁”一次拿出了价值5万两白银的物资慰劳出征将士，康熙接见了“大盛魁”的主事财东，御请便宴、赐黄马褂，授“双龙红帖”，定“大盛魁”为大清帝国与俄、蒙贸易的官助商家。“大盛魁”的财东们山呼万岁的感恩后“遂又献八万两白银劳军”。从此，康熙对“大盛魁”甚有好感。康熙三十五年，北征噶尔丹告捷，漠南、漠北四十九旗王爷举行多伦会盟，康熙把“大盛魁”掌柜及其他几位山西商人召至多伦，介绍给各旗王爷和沙俄领事，如此，把山西商人的政治地位提高到相当高的位置。北征噶尔丹获胜后，漠南、漠北四十九旗都归顺大清帝国，北方的那条商道更加通畅，商道上的生意更加兴隆起来。“大盛魁”人手持“双龙红帖”，在中国南北遥遥八千里商道上所向披靡。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大盛魁”以及所有成功的晋商，在他们的商业品质里，无不潜匿着“随机应变”、“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机巧，但应该说他们的发达最根本的还是他们自身所具备的商人素质，这其中包括我们今天依然信奉的一条法则，即准确获悉商业信息。这里，我还想举“大盛魁”的例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驾崩，全国要举行国丧大仪，蒙古(今内、外蒙古)四十九旗各部王爷为表达对康熙帝的感恩，都要穿白丧服，白布需求量激增。这一信息最早由库伦“大盛魁”分号获悉，怎样把这一商业信息传至张家口呢?库伦距张家口2800多华里，最快的马也得跑20多天，为不失良机，他们决定让一条经常随驼队往返库伦和张家口的大黑狗去送情报。他们把信捆在狗的肚皮底下，狗被放出后，日夜兼程，只用了六七天就到了张家口。“大盛魁”掌柜见狗回来，以为商队返回，即派人去接迎，可这只狗摇头摆尾不停地就地打滚，且不离开掌柜一步，掌柜好奇，就在狗打滚时发现了捆在狗肚皮底下的一个布袋，取下布袋，布袋里有一纸信，瞬间，一条重要的信息出现了!掌柜急命各地商号大量收购白布运至库伦，此一举使“大盛魁”发了一笔大财。后来掌柜为了奖励这只狗特别给它顶了二厘五生意股份。“大盛魁”财力丰厚，因此除了东家、掌柜，一般顶生意的只能顶一厘，顶二厘的也是少数，狗顶二厘五的生意实在是个奇迹。所以，当年张家口流传着一句民谣：“你别兴，你别抖，你还不如‘大盛魁’的一条狗!”这是讽刺那些依仗财势欺负别人的商人。
　　“大盛魁”在内地和蒙俄的从业人员有六七千人，资金到底有多少，其说不一。民国马鹤天在《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书中记载，说在外蒙革命前，“大盛魁”有资本3000万银元；苏联伊·米·迈斯基在《革命前夜的蒙古》中说，“大盛魁”的资金为3000万卢布。1卢布兑换白银2，15两，计折合白银6400多万两；而孟渠的《鸟城回忆录》记载，说道光年间“大盛魁”资本已近万万两白银；后来人们普遍这样比喻，说“‘大盛魁’的资金可用五十两银元宝一个接一个能从库伦摆到北京”。无论怎么说，“大盛魁”是在张家口这条古老的商道上走出了一个晋商的辉煌。
　　我还想说说另一晋商范永斗。康熙北征噶尔丹的年代，特准许“随军贸易”以解决军需，张家口“八大皇商”们就纷纷组织起随军贸易队，这里面就有晋商范永斗的子孙。范永斗为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早在明代，远祖范至刚就到张家口，成为“市易边城”的商贾，历经8代，传至范永斗。清兵入关前后，范永斗为清兵军需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帮助清兵渡过了难关，清政府建立，便把他隶为内务府籍，诏赐为官商，享有经商的特权。传至其子三拔时，因屡有贡献，频受朝廷优惠奖赏，经商规模已得到很大发展。传至三拔之子毓宾、毓覃、毓奇时，由于他们在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自费办粮售军，“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闽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赐(毓宾)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弟毓覃赐职布政司参政”(乾隆《介休县志》人物)。范氏以务商获此高官，实为当时绝无仅有。其后，范氏声名显赫，家业大振，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范氏兄弟开始为清王朝在全国的6个造币厂由高丽(今朝鲜)、日本贩铜，此项买卖，使范氏白银收入更加滚滚而来。当年，张家口民间家喻户晓一条消息：“老茶店掌柜范氏贩铜。”范氏家族在清朝二百余年间，是既有权势，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堪称“兄弟从子，甲第联辉，各艳当世”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稗盖的商界巨子。
　　张家口民间传说的“老茶店贩铜”的“老茶店”，即为范氏开设的“大玉川”茶店。当年，清政府赐给“大玉川”的一对双龙石碑，至今还保存在张家口堡子里鼓楼北街茶店故址内，石碑上记载着这家茶庄在旅俄、旅蒙贸易活动中的功绩。山西商人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囤，一手包办。他们深入到浙、闽、两湖、两广，收购了许多茶山、茶场、茶园，从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运输全部由茶庄自己经营。当年，“大玉川”在福建五夷山就有茶山5000亩、茶场7座。张垣茶商每年要由福建、湖南、湖北等地经过张家口向中俄边境输送数十万担、数百万箱、数千万斤的茶叶。在南方，他们把收来的茶叶集中起来，五夷山的茶叶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进入江西铅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达樊城(今湖北襄阳市)起岸，由骆驼队接替运输，贯河南入山西泽州(今晋城)继续北上，抵平遥、祁县、太谷老号修整，然后再北上忻县、蔚县、阳原、天镇、大同到张家口，在张家口屯集、加工、分类、加固包装(张家口有晋商的茶庄茶店100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千人)，然后北上千里草原、戈壁、沙漠，运至库伦和恰克图；或在武汉的加工厂焙制成砖茶，经水路运至樊城起岸，用驼队运至北京，再由张家口驼队接运。每年茶事季节，张家口驼队到了北京，从新街口到西直门，骆驼一过就是几百匹，每每阻塞交通数小时，此情此景老北京人是记忆很深的。 　　在张家口栖居的数十年里，我曾对这里方圆数百里的城镇、乡村精致的“茶道”发生过质疑，无论你走进什么人家，也无论这人家的生活多么拮据，你都不能不对他们品茶、喝茶、劝茶的精细和盛情所惊异和感动，你会无数次在心里发问，这远离青山绿水的贫远边塞，何以拥有如此深厚的茶艺茶情?后来，当我多次迷失在那些叫做“大茶叶巷”、“小茶叶巷”的幽深的古巷里，当我在晋商当年囤集茶叶的茶栈“晋昌东栈”、“晋昌西栈”的古墙边伫立，我就想：是精明的山西商人数百年的经营，使塞外这块原本荒凉的土地拥有了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商业文明，这文明曾如此深刻地浸入这里的人群!但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这一文明又潮水般退去?是什么摧毁了这条古老商道上的生命精粹?
　　五
　　张家口在数百年的商业活动中，票号(也称银号)与钱庄始终掌握着这座塞外古城的经济命脉。而这些银号与钱庄，无不为山西人所控制。我常想，为什么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是山西人而不是我们今天普遍认知的、精明的上海人或广州人，抑或是今天无处不在的江浙人?仿佛历史开了一个庄严的玩笑，就是那几个山西人，在古老的中国创建了一种具有专业化、网络化意义的货币汇兑机制，使中国人卸下了数千年的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那几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在张家口开始商业发迹的“八大晋商”。在塞外那座声光满目的城市、在城市里迷宫一样的深巷里，在深巷里晋商们森严壁立的“票号”前，我常常发出无声的诘问：是晋商在数百年的以物易物中感到了货物折算的繁琐，还是在千驼万车的商品购置中银两千里万里运送的艰辛和风险，抑或是他们在手持“双龙红帖”走南闯北的方便与信用中，突然发现了一种货币流通方式的捷径与秘密?无论怎样，是沉稳、大气的晋商为我们这块古老的大地创建了一项新的文明，而对孕育了晋商如此智慧和聚敛了他们如此庞大财富的塞外那条古老的商道、那座古老的城市，我们今天怎样叙说它的意义都不过分!
　　当然，今天我们无法详细探知他们的“发现之旅”，更无法窥见他们在“发现”之后露出的是发现者的灿然惊喜还是商人永远潜匿的“似笑非笑”，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些“海内最富”们遍布在中国大地上的“票号”。
　　《察哈尔通志》经济类有这样一句话：“张家口的金融枢纽，操于钱商。”还是这部志书中记载，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前，张家口的票号、钱庄多达42家。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是，无论是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设的银行，还是资本雄厚的商家、财主开设的票号，抑或是多家资本集股开设的钱局、钱庄，全部由山西人一手操纵，若非如此，在商场上根本无法打开局面。我们来看这样的事实——
　　当年，张家口堡子里棋盘街设有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为民国中央政府官办，经理是山西榆次车辋人常老九(常万达的后裔)，并通过常老九的介绍由山西榆次人郭恒斋担任中行张家口分行主任，跑街业务员为山西徐沟人李金山；
　　张家口堡子里阁儿西街设有中国交通银行，为北洋政府开办，经理不详，业务总理为山西文水人梁兆祥；
　　堡子里开设的商业钱局、平行钱局，均为察哈尔地方政府开设，经理是张家口怀安人岳蔼卿，业务总理是山西人王子恒；
　　堡子里阁儿东街先后开设的宏盛票号、豫兴票号，股东为大商号“大盛魁”，经理是山西祁县人王明府，宏盛票号有“大盛魁”做靠山，生意特别兴隆，王明府还被商界推选为张家口市商会会长；
　　堡子里还设有敦义票号，股东是北京的一大商家，经理是山西人田云；
　　堡子里棋盘街设有兴隆达票号，股东为祁县城内永聚祥商号；
　　堡子里棋盘街开设的裕源生钱庄，股东为闻名察哈尔的张家口万全县大财主霍老三、霍老五兄弟，但掌柜是山西榆次人李风池；
　　堡子里棋盘街开设的裕源永钱庄，股东仍为霍氏兄弟，掌柜的是山西文水人王毕义；
　　堡子里棋盘街开设的复兴成银号，股东为宣化大财主傅老二，掌柜是宣化人赵玉，但业务总管是山西榆次人张斌英；
　　张家口兴隆街开设的复元庆银号，股东是山西榆次聂店村王财主，掌柜是山西榆次人韩邦俊；
　　张家口上堡水岔街开设的锦泰亨、锦泉涌票号以及后来的锦泉兴、锦泉永钱庄，股东就是那位山西太谷县北光村财主曹三喜的后裔，经理是山西祁县人董若朴，后张家口锦泉兴巷由此得名；
　　张家口东关街开设的玉通银号，经理是山西祁县人罗汉山，日本人侵华时当了汉奸，后被二十九军处决；
　　张家口上堡锦泉兴巷集股开设的恒北票号，经理是山西阳曲人郭玉珍；
　　兴隆街集股开设的永瑞票号，经理是太原新城人何尧臣；
　　兴隆街集股开设的永利票号，经理是山西榆次人田培业；
　　堡子里书院巷集股开设的宝丰裕票号，经理为山西祁县人段寿；
　　堡子里东门大街集股开设的永胜票号，经理是山西交城人路升；
　　堡子里兴吉票号，后改为“大川玉”，经理为祁县人王锡驾，后为榆次人刘乾甫、杜吉兆；
　　堡子里大陆票号，经理为太谷人贺敬山；
　　还有“兴太”、“广义”、“恒盛”、“永吉”、“大业”、“汇丰”、“世合德”、“义聚德”、“义和源”、“万裕兴”、“永义隆”、“义顺成”等等。这些票号的股东、经理如同上面列举的一样，全部为山西太谷、祁县、平遥、榆次、文水人。
　　在一大串山西票号的名字中，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是最早开办异地汇兑业务的了，而张家口的平遥帮们也最早在张家口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分号，平遥帮的百川通，本银为10万两，仅1900年前后的四年中，就获利603万两!
　　张家口堡子里二道巷宏茂票号，股东为山西祁县乔家，经理为祁县人乔范五。堡子里鼓楼西还有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分号。关于山西祁县乔家这里多说几句，今天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为山西旅游一景，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重笔写到了这个大院里叹为观止、气度万象的房屋建筑。有关史料说，乔家到清咸丰年间已家资万贯，他的商号已遍布中国的太原、西安、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他同时开设了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一行外逃经张家口到达西安后，一时穷困无着，便向资金雄厚的大德通西安分号借用银锭，后来慈禧返京后，便对该号银柜管事贾继英大加褒奖，让其出任了大清银行的总经理，自此，乔家大德通票号便身价百倍，一步登天。我没有考察乔家的发家究竟有多少招法，但我可以肯定他的万贯资财一开始就没有离开张家口这块土地、这条商道。我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乔家对口碱的垄断。 　　口碱是指张家口出产的碱，代表国碱，后来才有了进口的“洋碱”。碱业和盐业一样，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都曾经是国家的特殊行业，属官控行业。乔氏在道光年间迁居张家口，开设了“金城”、“元隆”两大碱店，一开始这两大碱店就属民办官商性质，得天独厚。张家口北边的草原上，遍布着万泓碱淖，乔家的碱商常年派专人在碱淖直接收购碱坯，长期雇用张家口崇礼县农民用木轮牛车拉回张家口，制成块碱后，一面印上“官碱”字样，一面印上“金城”、“元隆”商号名称，此碱销往中外，畅通无阻。乔家碱店、票号在1929年关闭前的一百年间，从张家口拉走了多少碱，这是个天文数字。但我们从崇礼县农民为乔家商号拉碱这一景观中，不难发现乔家的财富与张家口的关系。崇礼县原多为一家一户一辆牛车拉碱，后发展到许多独家独户拥有几十辆、上百辆牛车，甚至上千辆牛车组成的拉碱运输队。在碱坯进入张家口的高潮年份，每年有3万辆牛车进入草原拉碱，每车以拉400斤计，就是1200万斤，可出口碱960万斤。一年是这个数，一百年呢?这里还不说乔家在张家口开的茶庄、药铺、糕店、百货店，等等。
　　今天，乔家的后裔们分布在中国和世界的多个地方，我想，在他们回眸的目光里，应该能看到他们的先祖曾经落脚的地方——张家口!
　　已经用不着太多的举例，我们从以上的叙写中，应该不难看出，当年，那些挑着扁担走西口的山西人，走到了张家口，走上了那条流沙滚滚、荒草萋萋的漫长商道，靠着艰难而虎气生生的创业，实现了巨大的资金与财富的积累，因着这种积累，激发了这些并无多少文化的山西乡下人，创造了上一世纪中国金融业的奇迹。
　　六
　　应该说，是张库商道的繁华，使寥廓草原兴起了偌大的城市乌兰巴托、恰克图、呼和浩特、包头和沿路无数的县镇、盟旗，其中，最大的受益之一是张家口成为驰名中外的“皮都”。
　　从乾隆元年(1736年)始，张家口的皮毛作坊已鳞次栉比，从业皮毛的工人已数以万计。此时的张家口已开始由军事营堡向商业市镇过渡。从1860年(成丰十年)俄国商人首次出现在张家口，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英、美、日、德等西方数十个国家的商人开始纷纷进入张家口，他们大量收购旅蒙商从蒙古草原换回的各类毛皮，外国人开的皮店、皮局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中国商人也纷至沓来，企图从已飞黄腾达、财源滚滚的山西商人那里分一杯羹。这个时期的张家口，毛皮业的声誉已响彻海内外，由此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即全国各地的皮市价格，非经张家口定价而不进入交易。张家口的毛皮业在中国毛皮业发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8年张库公路通车，张家口便成为连接西北、华北、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和中国内地以及口岸的重要商业枢纽，一条北方商道开始了新的契机。
　　然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1924年蒙古共和国独立，1929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断交，库伦、恰克图的400余家中国商号全部被没收，人员大部罹难，损失白银一亿万两，自此，繁华了三百七十余年的张库商道从此阻隔、荒芜。接下来的是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日本法西斯长达八年的侵略以及三年的国内战争，“北方丝绸之路”的繁华便一蹶不振。昔日“晋商”的盛誉已飘然远去。
　　2011年6月，当我走过山西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王家大院时，那些宛如街市、城堡的古老建筑，那些十几万、几十万平方米的深宅大院依然伟然、赫然屹立在晋中大地，无论你站在高处远眺眼前一“城”的苍重、厚稳，还是你信步穿越层层叠叠的深严壁垒，你就不能不承受一种逼仄而来的慨叹：静止在这里的仅仅是一群神奇莫测的建筑吗?晋商创造的辉煌仅仅只属于历史吗?中华民族艰难前行的精神内核究竟应该是什么?
　　责任编辑：伊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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