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风雨400年|18年徽彩商城最7批
时间：2019-04-08 03:22: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实力上与晋商相差无几。徽商研究第一人傅衣凌解释：所谓徽商，盖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祈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县。从地域上看，这个地区属于贫瘠的山区，山多田少。
上世纪40年代，傅衣凌提出，徽商“当始于宋”，因宋代荼商是中国最大商业资本之一，而徽州恰好是著名的茶叶产地。宋室南渡后，经济中心南移，徽浙两地手工业及商贸活动更得促进。但徽商在商业史举足轻重，“则约在明代中叶前后”。
事实上，徽商作为一个广有影响的大规模商帮，是在明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形成的。此时距明太祖朱元璋立国百年，社会大体安定，农业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经宋元两代滋长已有相当基础，徽商遂获良机。
自此到明万历(1573-1620年)中叶一百余年，徽商大发展。身兼“海商”与“倭寇”双重角色的王直受刑之日，正是徽州商帮走向第一个辉煌顶峰之时。王直死后不过两年，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徽商最早的互助组织歙县会馆在北京创设，而王直的老家就是歙县。
一般来说，盐、典(当)、茶、木，是徽商经营的最主要行业，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纸张、制墨、刻书及餐馆业次之。徽商雄起于明，理由有二：一是多兼营金融业务，接受外界存款，彼此开展汇兑业务，即汇票制度，这让徽商获得可扩充业务的大量周转资金；二是徽州人的商业道德，颇为时人所称道，见财不昧、拾金待还的故事，以及对借贷的信用，在徽州各地方志中，史不绝书。
至明中叶，徽州商帮中已出现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富商大贾，其中“藏镪(银锭)有至百万者”，到了极度兴盛的乾隆年间，竟有“富至千万”的大商人出现。徽商沿长江中下游、运河建立网络，并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建立商业殖民地，这些地区通称“大徽州”。明清有谚语云：“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可知徽商之无远弗届。
海盗与海商
所谓倭寇，多数为内地海上冒险家。而其中，徽人众多。这也是明帝国木匠皇帝以及小农内阁闭锁海上贸易过于严苛造成的。
王直东海称王的年头，困扰明朝的“倭患”正愈演愈烈。“倭寇”本指明代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明史》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真倭”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从者”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而事实上，“倭寇”首领清一色是进行走私贸易的中国海上冒险家。
嘉靖十九年(1540年)。年轻气盛的王直与同伴远赴广东高州打造大船，满载明朝政府严禁出海的硝磺、丝绵等物，销往日本、暹罗(今泰国)诸国，五六年间便积聚巨额资本，在各国商人中声名鹊起，号称“五峰船主”。1544年，他加入歙县同乡许栋的海商集团，担任要职，后许栋遭官军围剿败亡，王直另起炉灶，自立为“靖海王”，在浙江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并向朝廷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据记载，王直曾言：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由此或可见其海商本色。按照经济规律，王直的要求未可厚非，但他偏偏面对的是喜欢关门自己玩的明帝国朝廷，而且还胆敢跟朝廷讨价还价。于是……
丢了面子里子的朝廷派俞大猷带兵围攻，王直只好将基地迁往日本平户(日本长崎)，挂起“徽王”旗号，部下中国人至少有三千左右，公开与明王朝对抗。王直实际上是最早的徽商武装海外集团代表，他们看到了海洋探险热、香料热以及黄金热。如果有明朝廷能如英国女王收编众多海盗的心胸，那么王直可能成为仅仅比麦哲伦晚30年的新大陆探险家。
有眼界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市场。所谓倭寇屡禁不止，戚继光、俞大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荡平倭夷，看来明朝的经济确实到了需要海外贸易的地步。
但徽州海商“亦商亦盗”的激烈行事方式，毕竟冲击破坏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和破坏，效果不亚于红卫兵。所以心急的好意反而坏事。叶显恩感叹，以王直为代表的徽州海商，敢于加入刚刚勃兴的世界性“海洋总动员”行列，意识可谓超前，但正因如此，自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更不能为当道者所容许——明朝皇帝大多小心眼儿。于是王直最终作为海上恐怖组织头子，极端危险政治犯被诱捕、处决了。当然，诱捕杀王直，离间杀徐海的胡宗宪，下场并不美妙。严嵩下台后，他不能见容于徐阶，下狱，绝望自尽，而妻女则受凌辱，可见明朝的党争已经到了不论是非功过的唯心主义高度了。
尽管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朝廷决定“开海”，海上贸易得到一定恢复，但行事激烈的徽州海商元气大伤，闽商取而代之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他们囤积实力，拥兵自重。暗中从事海盗加商人的兼职工作，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麾下的福建海商集团据守东南一隅，进而收复台湾、从骨子里说，他们只是闽商的武装延伸。
盐商痛并快乐着
徽商痛定思痛，明末大鼎革之后，终于等到了春天。康熙雍正乾隆(1681-1796年)期间，除了文字狱比较闹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清廷又实施保护盐商世袭垄断经营的“纲盐法”。早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已雄踞盐业的徽州富商大贾，纷纷卷土重来，涌入扬州，再度把持盐利。当时两淮盐业八位总商(相当于盐业公会首领)中，来自徽州歙县者“恒占其四”。看到这些“富至千万”的大盐商时，据说连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也惊呼：富哉商乎，朕不及也!乾隆是一个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皇帝，多少有点儿红眼病，回头他就跟相关人员探讨未来限制盐商乃至徽商的技术手段。
当然，首先他要玩儿死徽盐商之首脑。乾隆年间担任总商四十年，“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最为著名。为了讨好清廷，以各种名义捐输报效银数总计达1120万两，号称“百万之费，指顾立办”。乾隆六下江南，扬州是必到之地，江春每次都不惜万金，曲意逢迎，大得皇帝欢心。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北京举行千叟大宴庆祝，江春应召赴宴，并获赐杖之荣。要说傅恒剿灭造反武装要求“乐输”还有情可原，可乾隆的啃老型消费明显奔着月光族水准过去的，可盐商们还是没发觉。结果江春晚年陷入“贫无私蓄、家产消乏”的窘境，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病故时，曾富可敌国的大盐商几乎没留下家产，后人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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