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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买花》英译看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

    时间:2019-02-09 03:24: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源语与译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应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其主体性不仅应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选择、理解和阐释上,还应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本文以白居易《买花》的韦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为例来看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买花》 韦利译本 许渊冲译本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前,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一直占据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主导地位。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从源语言到目的语之间的单项符码转换,译者的任务是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文,译者主体地位被蒙蔽。劳伦斯・韦努蒂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用“隐身”一次来形容译者的这种边缘地位。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工作者逐渐将视角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于1990年发表的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在翻译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可避免要涉及翻译主体问题。本文将以白居易诗《买花》的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本和许渊冲译本为例来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彰显的。
      2.译者主体性
      早在1923年,解构主义的先驱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在他的《译者的任务》一书中重新审视了译者和其译作的地位。他认为“译者确保了原作生命的延续。翻译有效地赋予了原作的来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语言形式存在的‘原作’”。[3]本雅明对译者和译文的观点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消解了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不平等的“主仆”地位。任何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的工作。奈达(Nida)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的核心元素;他在翻译的基本规则和程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4]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他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译者,更是译作的作者。查明建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一文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的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的自觉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6]
      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转换。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不是绝对中立的。他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中,有着自身的文化倾向。这就决定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必然是一个译者双语能力、文化知识能力,文化背景如其世界观、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等因素综合作用于翻译的过程。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从译文文本的选择到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再到翻译策略的选择都离不开译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下面以阿瑟韦利和徐渊冲对白居易的一首《买花》的不同译本来看译者的主体性是翻译过程中是如何体现的。
      3.从《买花》两英文译本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3.1对文本的选择
      生活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译者总是会在不同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根据自身的审美情趣、诗学观和文学观来主动地操控把握目的语文本的遴选。《买花》是白居易诗歌的一首典型代表作,语言平实易懂,内容贴近生活。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曾翻译过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其中尤为偏爱白居易的诗歌,这与其自身的诗学审美观有很大的关系。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阿瑟・韦利本人对当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学余风下众多作品中的藻饰,华而不实,陈词滥调极为反感,而白居易的诗歌崇尚纯朴自然之风,这与阿瑟韦利的诗学审美不谋而合。《买花》即是韦利翻译的众多白诗中的一首代表作。许渊冲在中诗英译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从《诗经》到近代革命诗词,所译作品范围广泛,涵盖诗、词、曲、赋等各个体裁。许渊冲在翻译取材上则更侧重于选译那些能够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作品。白居易的诗歌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代表作,自然成为了许渊冲译介的重点。在浩瀚的中国古典诗歌中,两位中外译者都曾选译过这首诗歌,但却是在不同的主体文化影响下,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对作品的选译过程背后彰显的则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3.2对原作的理解
      下面是韦利与许渊冲对《买花》一诗中“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笺笺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篱笆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入故”的翻译:
      译文1:“Cheap and dear――no uniform price:/The cost of the plant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blossoms./For the fine flower,――a hundred pieces of damask:/For the cheap flower,――five bits of silk/Above is spread an awning to protect them:/Around is woven a wattle-fence to screen them./If you sprinkle water and cover the roots with mud,/When they are transplanted,they will not lose their beauty.”(Arthur Waley)
      译文2: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price,/Just count and buy the flowers./For hundred blossoms dazzling red,/Twenty-five rolls of silk they spread./Sheltered above by curtains wide,/Protected with fences by the side,/Roots sealed with mud,with water sprayed./Removed,their beauty does not fade.(许渊冲)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因译作的历史性问题使译者与原作者的直接交流变得不可能,且译者因受到文化背景的局限及个人种种因素的制约,每个译者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就会出现不同之处。正确的甚至是创造性的翻译都需要建立在对原作的正确的理解之上,译者对原作不同的理解甚至是误译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一种体现。在对原诗的理解中,很显然的,韦利误解了“灼灼百朵红,笺笺五束素”的内在含义。英语注重形式,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多用关系连词衔接,句义关系为显性。与英语不同的是,汉语中的句与句的关系多隐含其中,需要根据前后文语境来确定内在关系。原诗中的这两句诗,形式上对仗工整,脱离语境单从字面来看,是对两件事物的客观描述,但若结合整首诗歌的上下文来看,可以推断出,这两句在含义上应是顺接关系。意为娇艳的百朵牡丹之价相当于五匹锦帛的价钱。而韦利却误将“灼灼”和“笺笺”分别理解为“the fine flower”和“the cheap flower”,认为两句诗是并列关系的两句话。同时也是因对目的语文化和语言的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对“笺笺”一词的内在含义不甚了解,致使整句诗的翻译谬以千里。许渊冲因其目的语文化的教育背景,在对这两句的理解上则是准确到位的。
      译者在对原作解读的过程中,译者自身对目标语言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不同,以及对目标文化信息解读的深度及广度的不同等因素,都会影响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译者是否能够正确深刻理解原作,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再创造。而所谓的译者主体性于此也可窥见一斑。
      3.3翻译策略的不同选择
      翻译策略与译者自身的诗学观和翻译观有着很大的关系,许渊冲讲究诗歌翻译中要保留原诗的“音美”、“意美”、“形美”的“三美”原则,诗歌翻译中多用韵体译诗。而韦利受英国反维多利亚诗风的影响,摒弃辞藻华丽,崇尚自然朴实,在翻译中倾向于打破传统的英诗格律的束缚,以自由体译诗。楚至大在《浅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一文中认为,英译唐宋诗存在着里两大流派。一派叫做神似派,国外以韦利为代表。另一派可称为神形兼似派,国内以许渊冲为代表。[8]二人不同的翻译观和翻译策略在《买花》的译文中即可窥见一斑。在韵脚的处理上,许渊冲的严格按照韵体诗的格式来处理,而韦利的译文在押韵方面则倾向于现代英语诗歌的无韵体。在诗歌内容的传递方面,两位译者的处理方式各具特色。在原诗中“贵贱无常价……”这八句诗只是诗人白居易对牡丹花市的介绍,陈述的主体为诗人,是以第三人陈的口吻来叙述的。韦利的译诗将第三人称的介绍改译为以买花人为主体的第一人称的叫卖。译诗中的人物直接面对读者,省却了诗人这个中间人,直接带读者亲自体验这喧闹的牡丹花市。而许渊冲的译诗则更接近原作作者的口吻,仍是以诗人为主体,对牡丹花市进行介绍。在语言的处理上,即使是同样的理解,也会有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纵观徐渊冲的译文,每一句都以短语句的形式出现,鲜有主谓宾完整的译文,整体上读起来抑扬顿挫,简短有力,诗体感很强。也正是因为许渊冲的语法结构不够完整,他的译诗曾遭到一些英语国家的译诗评论者的质疑,批评其译诗不像是诗。相比韦利的《买花》译文,译文大都是主谓宾结构完整的语句,语法结构完整,风格上像是一篇叙事散文。
      4.结语
      操纵学派的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就是改写”[2]的理论,事实上是指出了译文是译者在原文本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不同的译者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对目的语文化的不同理解,从而造成译者对源语文本的不同阐释。不同的诗学观、翻译目的、双语能力等因素影响译者在再创造过程中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及不同的行文风格。而同一文本有着不同译本正是源于不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hanghai,2004.
      [2]Jeremy Mo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3]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9.
      [4]Nida,E.O.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1964:145.
      [5]程章灿.魏理的中国诗歌观[J].鲁迅研究,2005,(3).
      [6]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7]王甲能.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
      [8]楚至大.浅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J].外国语,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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