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北京:被清理与被尊重]北京清理老外
时间：2019-05-17 03:13: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公安部要清扫洋垃圾，抓洋流氓，保护无知少女，五道口和三里屯是重灾区；斩首洋蛇头，美欧失业者来中国圈钱，贩卖人口，妖言惑众鼓励移民；识别洋间谍，找个中国女人同居，职业是搜集情报，以游客为名义为日本韩国和美欧测绘地图，完善GPS；赶走洋泼妇，关闭半岛电视台驻京办，让妖魔化中国的闭嘴滚蛋。”
上个月，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杨锐在个人微博上的这番激烈言辞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之弹之者皆有。口舌之争背后则是广为流传的英籍外国人当街猥亵中国女孩视频、俄罗斯大提琴手在火车上对中国乘客的辱骂以及随之而来的北京公安局清理“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百日行动。
这些针对外国人的言辞和行动遭到了反弹，几名在华美国人要求央视开除杨锐，并且获得了一些在华外国人及《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支持。随后传来的还有美国要求遣返中国孔子学院教师、尼日利亚扣押并遣返中国商人等等一系列针对中国人的消息。虽然有的动作后来又变成了“误会”，但这场“中外较量”已然从骂战升级到了行动。
日益开放的中国，如何面对外国人？这些老问题，在全球化持续深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新形势下有了不一样的内涵。
洋“北漂”
印尼女孩周丽晶来中国进行短期中文课程培训，准备参加6月份的HSK汉语水平考试，但是签证5月份就到期了，她想在中国多待两个月，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延长签证期间，她必须有一个暂住证明，但现在的住处是经过“二房东”租来的，无法直接找房主出具相关的担保，于是周丽晶找了自己的中文老师帮忙，让她“挂靠”在其名下，以免成为被清理的对象。她的很多同学也开始纷纷寻找“保护伞”。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迁徙已成整个世界的潮流，当欧美国家或多或少困扰于经济滞缓和就业低迷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来经济高速增长、机会无限的中国大城市“淘金”。
29岁的荷兰人Ruben Lundgren就是其中之一，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鲁小本。2006年来北京做摄影作业时，友善而开放的城市氛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决定在这里长期发展。与很多想要在北京扎根的中国年轻人一样，鲁小本选择了考研。2007年，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攻读摄影学硕士，2011年毕业后，暂时留在学校辅助做对外交流。
求职不算太容易，中央美院为他提供的并不是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摄影艺术在中国也不是紧俏的专业。鲁小本只有做各种零工和兼职，才能维持在北京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年中，鲁小本为荷兰当地的报刊杂志撰写中国城市发展的文章、参与过介绍常州的英文书籍的编写，像很多“北漂”艺术家一样，他也是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常客，在那里展出自己的作品。
即便这样，每个月6500元的收入仍是差强人意，房租就占了很大一部分。来北京之初，鲁小本就与别人合租住在外国人聚居的望京地区，奥运会之后，房租从1500元涨到了2500元。虽然回荷兰，他能够获得更高的待遇，但鲁小本仍希望继续在北京打拼。中央美院的对外交流项目下学期仍将进行，他已经开始申请续签。
随着来华外国人的数量增加和职业选择多样化，他们之间也开始出现分层，不再只有跨国公司的高管和技术专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处于中间层，他们和普通中国人一样，朝九晚五、努力谋生。只有在热门专业和行业的竞争中，外国人才有优势。而像鲁小本这样学习冷门的，则与北京的普通白领无异。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对于外籍人员的需求量虽然只占很小的比重，但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对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外籍人才需求猛增。”某海外人才猎头公司经理李海东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据他介绍，教育培训、IT、贸易、设计、游戏、传媒和金融行业对外籍人员的需求量最大。在国外有良好教育背景、在行业知名公司有稳定长期的从业经验，精通英语和汉语的外籍人才最为抢手。这些行业中，工作经验在3年以下的外籍人员，一般薪资水平在年薪20万元左右，如果是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外籍人士，会达到年薪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
所以，有经济教育背景的美国人Daniel(黎端)与鲁小本的感受完全不同，黎端目前在对外经贸大学学习商务汉语，虽然此前他只在北京做过一份实习工作，但仍感觉在中国找工作要比在美国容易得多。“美国有健全和严格的雇佣法规，无论经济环境如何，公司在招人方面都特别谨慎，而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可以频繁跳槽。”黎端说。提到“三非”清理，黎端虽然还没有因此遇到麻烦，但却感到不快，在他看来，身边的朋友都只是在努力工作，并没有对这个城市造成什么伤害。
清理“三非”
因为英国人的猥亵案和俄罗斯人的辱骂事件引发网络上的巨大关注，北京市公安局5月15日开始的清理“三非”外国人百日专项行动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但其实，对于北京来说，清理“三非”不是偶然的，也并非第一次。
过去的10几年里，作为主要的外籍人口涌入地，北京对外国人的管理日趋严格，早已形成了日常化的工作机制。不过，如此公开、高规格的清理尚属首次。
目前，在北京的外国人大约有20万，占全市总人口数量超过1%，他们中主要是永久居住、商务、来访、旅游等人群。虽然与伦敦、纽约等国际城市10%以上的外国人比例相比，北京的外国人数量并不算高，但近10年来的迅猛增长仍然对这个城市的人口管理形成了冲击。
2001～2006年是猛增期，5年间，来华外国人数量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2006年入出境外国人达到4424万人次，比2001年的2239万人次增长了97.6%。也就是在这一年，北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三非”清理。当年，北京市公安局查处外国人“三非”案件 4806 起，拘留审查并遣送出境外国人 339 人。此后，“三非”清理也并未间断。据统计，2011年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查出的外国人“三非”案件中，违法主体包括临时来华人员、三资企业人员、留学生等，涉及100多个国家，排名前五的分别是韩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长期非法居留者以非洲国家为主，如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和喀麦隆。蒙古国人在京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较为突出。2008年以来，共拘留审查非法居留的蒙古国人98人。此外，菲佣问题初显，去年共拘留审查非法居留的菲律宾人29名。 改革开放之初的外国专家引进，到今天的“不请自来”，在华外国人的构成和数量已经发生了巨变。根据公安部的统计，2011年，外国人入出境共计5412万人次，同比增长3.8%。外国人来华人数居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蒙古、菲律宾、加拿大。外国人入出境人数最多的口岸是上海浦东机场和北京首都机场，分别占总数的19.1%和16.3%。
进入中国后，外国人通常以聚居的方式生活。以韩国为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韩国来华人口每年以40%的速度递增，北京的望京、五道口和顺义就是韩国人的主要聚居地。韩国官方的派驻机构，也是在华韩国人最大的团体—“驻华韩人会”的总部就设在望京新兴产业区内，其下还有“在京韩人会”和“望京分会”。“驻华韩人会”定期举办在京韩国人的集会和交流活动，拥有自己的韩文杂志、报纸，随时报道在北京韩国人的生活情况和成功经验，必要时还会协助社区居委会调解中韩住户之间的矛盾。在北京，形成了足以与美国的唐人街相比拟的韩国城。
如何面对外国人？
面对不再新鲜的洋人面孔，中国人的心态也正在发生改变，只有那些对中国文化青睐、迎合、通晓，并且愿意替中国说好话的外国人才更受欢迎。网络视频中英国人的流氓行径、俄罗斯大提琴手的傲慢无礼只会勾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握紧拳头的愿望。而此次北京清理“三非”更像是一个排解恨与怨的出口。
杨锐口无遮拦的言辞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但在网络世界，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中国人正努力适应用“崛起中国民”的心态看待外部世界，然而在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面前，这种尚属成长期的自信不断遭到打击。
今年2月，一名日本人在武汉旅行时丢了自行车，到派出所报案后，干警当即予以立案，并组织开展侦查。为此，武汉市公安局还抽调精干刑侦力量，参与侦查。当地警方还表示，将为该名日本人提供一辆自行车，以方便其继续武汉之旅。3天后，案件告破，自行车找到了。不过，武汉警方公布这一“喜讯”之后，却遭到了大众的吐槽：中国人丢了自行车，警察怎么不管？
和政府部门“外事无小事”的谨慎态度相比，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街头交道倒显得轻松、纯粹。
北京朝阳区簋街，两名外国人与人力车师傅发生了争执，人力车师傅觉得外国人付的车资为假钞，想让他们换一张，外国人则表现出听不懂的态度，并且一再要求对方speak English。人力车师傅只好向路人求助，旁边有人拿过百元钞票反复捏折，觉得自己也拿不准，就让他借用附近的验钞机。于是，人力车师傅把钱交给了旁边饭店的伙计，让他拿进去验一下。不一会，伙计挥着钞票嚷嚷着走了出来：“是假的!”人力车师傅听到，顿时底气十足，要求换钱。而两名外国人也不再强硬，凑了30元零钱塞给人力车师傅，悻然离开了。“现在的外国人比中国人还抠，三五块都要计较半天，明明有零钱就是不肯给，还用假钱糊弄人。”人力车师傅嘟囔着抱怨道。
而官方的对外行为则显然无法这样简单直接。北京在清理“三非”的同时，又不忘给外国人一颗定心丸，试图给“中国开始排外”的外界情绪降降温。2012年5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举办了“服务国际宾朋，共建和谐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亲自为3名外籍申请人换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他还宣布，北京警方近期计划推出72小时免签以及就近登记住宿、发放中英文对照的警民联系卡等7项针对外国人的便民服务措施，并表示这是北京更加开放的重要标志。
显然，官方比谁都清楚，中国不能够也不应该去煽动任何形式的排外情绪。过去的30多年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也源于对世界的开放。当这种开放走到一定阶段，开始遭遇社会心理排斥的时候，执政者应当考虑的是，在向国际化迈进的道路上，如何保证有序前行。对北京而言，处理与庞大外来族群的关系，用政策工具调适远远不够，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共建才能成就一个“世界城市”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