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严歌苓女性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 论严歌苓小说的悲剧艺术
时间：2019-05-07 03:19: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严歌苓的小说大多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为读者呈现了很多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本文将结合严歌苓的传奇生活经历，总结并剖析她的女性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及其具有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严歌苓 小说 女性 悲剧意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又“遭遇厄运”“与我们相似”的人，认为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以净化。”[1]。车尔尼雪夫斯基将悲剧概括为：“悲剧是人的苦难或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显不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我们充满恐惧与同情。无论人的苦难和死亡的原因是偶然或必然，苦难和死亡反正总是可怕的。”[2]这些定义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悲剧的基本性质，即对生活中的苦难的如实再现。而悲剧意识则是对这种悲剧性的再现进行形而上的提炼和升华，并通过具体的文学创作完成对悲剧意识的表达。现实中的悲剧性很少能直接转化为悲剧意识，但悲剧意识的产生往往是与作家悲剧性的生活感知分不开的。作为女性作家，严歌苓对生活的体验独特而细腻，她以丰富的女性情感体察女性命运的种种苦难和不幸，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意识，即女性悲剧意识。
严歌苓关注女性的多重生存样态，特别是凡俗女性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生命运。严歌苓曾说过：“我对人性是比较悲观的人……我的经历使我认为人生的悲剧是注定的”，“我喜欢在悲伤的故事里找到审美价值”[3]，“我笔下每出现的一个生命都是悲剧的需要”[4]从她的短篇作品《天浴》、《白蛇》到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小姨多鹤》、等，严歌苓始终把关注点放在深受生活磨砺的妇女悲剧命运上，渗透出强烈的女性悲剧意识，究其形成原因，大致总结如下：
1、童年的创伤。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祖父是留美博士，曾任教于厦门大学，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父亲萧马是安徽专职作家，主要作品有《破壁记》、《哨声》等，母亲是位歌剧团演员。严歌苓回忆她的童年时曾这样描述：“像别的父母习惯于哭闹的孩子一样，我习惯了哭闹的父母”[5]。不和谐的父母关系使严歌苓对爱情和婚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十年文革浩劫席卷了中国大地，严歌苓未免此劫，在一片混乱中亲历了这个残酷的时代。家庭的不和谐和十年文革在她心灵上留下的烙印，直接影响她作品中的感情基调。
2、曲折的婚姻。严歌苓在接受记者的一次采访时曾坦言：“女人再成功，归宿还是感情”[6]，可见严歌苓对感情和婚姻的重视，然而复杂的成长经历和天性敏感的特质使她的情感生活也如她的人生经历一样曲折。严歌苓十几岁深深的迷恋上一位三十岁军官的故事被很多关注她的评论者屡屡提到，这段注定有始无终的恋情给她懵懂的少年时代增添了很多苦涩的记忆，也使她深切的体会到了情感中的无奈和苦痛；步入婚姻的严歌苓也没能立刻收获到完美的爱情。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作家李凖的儿子李克威，李克威酷爱文学，共同的喜好本该促使他们拥有幸福的生活，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她和丈夫分别出国，聚少离多的异地生活将他们的婚姻推向了终点。之后，严歌苓在美国求学期间结识了外交官劳伦斯，按照美国的规定，外交官是不准和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更何况是位有过十三年军旅生活的人，特殊的社会身份让他们的结合遇到了重重阻碍，严歌苓因此还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为期四个月的审讯，劳伦斯很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为了不使严歌苓的生活受到更多的干扰，他决定辞去外交官的职务，赢得一个美满的婚姻。严歌苓虽然在一番周折后喜获一份来之不易的幸福，但情感上的磨难和创伤仍令她终身难忘。
3、寄居他国的经历。1989年，严歌苓赴美求学，初到美国的严歌苓面临两大问题：经济窘困和文化差异。关于那段不堪回首的窘迫生活,严歌苓在她的散文中这样写道：“那种穷困，真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见的。……那时，我除了在一个叫‘救世军’的教会商店买衣服外，也去跳蚤市场。那里能买到新的但便宜的衣服。”[7]落魄的生活境遇让她真切的目睹了在美华人的生存百态，真实的体悟了华人移民的异乡情感。这种体验为她后来创作移民系列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物质上的困难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得到改善，对一个文人而言，异域文化的陌生才是真正使她孤独恐惧的事情。文化差异促使她不断在异质文化间探究，母体文化和所在国文化间的矛盾冲突令严歌苓在异域文化的熏陶感染下不断拓展思维，扩大视野，提升了写作能力。
“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8]笔者认为也正因为这“痛”之多，才使严歌苓更深切的体悟到痛苦背后所蕴藏的形而上的悲哀。严歌苓始终以自己的女性经验来关照不同阶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命运，在对女性命运的不断审视和反省中表现出独特的创作特点。她将悲剧意识视为一种生命体验溶于创作中，指引人们思考人性、体悟生活，不断追求，正是在这点上，严歌苓的小说具有了深刻的哲学意义，其悲剧意识具有形而上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