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源于毛，创于邓”
时间：2021-07-12 00:04: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有二：一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并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二是通过对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即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包括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毛，创于邓”这一说法表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无缝衔接的。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11-08
十七大报告首次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引发了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关系的研讨。笔者不揣浅陋，在总结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曾提出：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的地位，可用“源于毛、创于邓”来表达[1]。相较于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在评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贡献时，又特别强调指出：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又强调指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决不能决裂改革开放前后的两段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3]。根据中央一以贯之的精神，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视角，再探讨“源于毛、创于邓”的说法，为学术，也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标准提法，始见于中共十六大报告。之前，首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报告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将之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如果说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只不过是顺应了汉语构词简化的自然要求”[4]的话，那么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界定，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模式已基本确立。这一确立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又一次相结合的过程，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毛泽东“第二次结合”命题的提出。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该次代表大会的理论成果尤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给苏共、苏维埃制度、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了重大冲击和深远影响。据李慎之回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胡乔木讲述毛泽东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道路来。”[5]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这样被提了出来。两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问题在于……，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7]。这一时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八大政治报告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尤其凸显在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问题，以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等等方面；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如此等等，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均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可见，走适合国情的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首先是针对斯大林的错误而发出的触动，涉及的内容无疑也是广泛的。
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曾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8]294-295。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文革结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通常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十年间，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走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错误的指导思想反复拉锯，但这十年探索的总成就是“应当肯定”的：“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8]302；对于发生错误的根源，邓小平将之归结为“左”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9]253；而“左”的总的表现则是“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9]269，从而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十年文革，邓小平更是认为“走到了‘左’的极端”[9]137、“是极左”[9]237、“是一场大灾难”[9]227、“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8]302。概而言之，中国进入传统社会主义后的2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是“吃苦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9]269统计资料表明，从1957年底至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10]；1977年人均国民收入280元，20年间只增加了138元（1957年人均国民收入142元），年增长6.9元[1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2]。正是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共识基础上，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