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与国家想象
时间：2021-07-11 20:02: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槐树庄》是一部在“十七年”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影片。影片通过塑造英雄人物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各阶段政治经济运动和政策的正确性，奠定了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地位。以“史诗式”结构反映时代变迁和阶级斗争二元模式推动情节发展，强化了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意义和意识形态功用。反物质与物质诱惑的二律背反构成了电影的内在张力，个体欲望在反物质和物质诱惑中实现有限满足，欲望的充分实现则寄予个体对国家物质现代性的想象。
[关键词]《槐树庄》； 卡利斯马； 阶级斗争意识形态； 物质现代性；国家想象
电影《槐树庄》是胡可根据自己1959年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由王苹于1962年执导拍摄而成。话剧文本是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剧作，在全军第二次文艺会演时上演，彼时赢得与会专家、观众、媒体的交口赞誉。舞台演出的成功，总政文化部想借机扩大《槐树庄》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便令胡可把它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1962年岁末，电影《槐树庄》上演后，因影片遵循了主流文艺思潮“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法则，它编织出的符码结构与彼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多重意识形态欲求无缝遇合，与政治工具论的美学诉求巧妙对接，因而格外受到关注，成为时代的经典。①
一、卡利斯马形塑：从生活人物到艺术形象
无论话剧还是电影任一文本，《槐树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都会是主要人物郭大娘的英雄形象。她“是一个具有很大典型意义的先进的农村妇女形象。”[1]这个旧社会里的受难者，在阶级斗争中锤炼了革命意志，政治思想不断成熟，在革命风暴来临时，她积极带领群众参与推翻旧社会的革命斗争。在新社会里，她坚决按照党的政策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与阶级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大鸣大放时，她审时度势，机警行事，与阶级敌人斗智斗勇，彻底戳穿了敌人的阶级本性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图谋，最后带领群众迈入人民公社的康庄大道。
舞台和影像所塑造的郭大娘这一英雄形象的原型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戎冠秀本是河北省平山县下盘松村民，旧时曾被地主夺佃，走投无路之际，被八路军解救，从此积极拥军。1943年反“扫荡”中，因积极救助八路军伤员，组织群众支援前线，被授予“子弟兵的母亲”荣誉称号。胡可曾亲聆她在“群英会”上的报告，还亲自登门采访，并于次年创作了有关她的报道剧——《戎冠秀》。1950年，戎冠秀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会议；1954年起，任全国人大代表。战时结下的情谊，让戎冠秀只要到北京开会，每有机会，便会与胡可约见。期间，给胡可讲起过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曲折，也讲起儿子李金兰在朝鲜战场牺牲后遭受过的奚落与悲恸。但工作困难与家庭不幸并没有压垮这个年迈志坚的老人，消磨掉她的“革命锐气”，她依然乐观、开朗如初见。让胡可感受到，“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一个不断革命的人，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和党的事业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人。”[2]一直以来，胡可便有以她的事迹和生活历程为线索进行“新的写作”的意图。
戎冠秀是在旧社会里遭受压迫，在命运最黑暗时被解救，经过革命思想的洗礼，沿着革命道路不断前进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尤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紧紧跟随革命步伐，忠实地执行各个时期政策，即使遭遇困难，革命本色也坚贞不改，始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她纯朴开朗、是非分明、豁达乐观的性格，正是新时代所需要的新人格。因而，在革命现实主义美学流行时期，这一现实人物就无须经过艺术家苦心孤诣雕琢、提炼、加工或篡编，便能成为鲜活的又符合政治美学原则所需要的艺术形象。特别是经历了合作化、“反右”等一系列曲折的经济、政治运动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和推动，亟须具有革命理想的人物形象来鼓舞人们的精气神，激发人们的革命热忱时，戎冠秀的事迹便有着典型意义和时代价值，更有着意识形态象征的意义，因而，胡可借机完成了戎冠秀从生活人物到艺术形象的塑造。
如果说在胡可开始创作话剧的1958年，“大跃进”才刚刚开始，人民公社也只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无法对它作出历史的判断和鉴定，那在电影开机拍摄的1962年，郭大娘的英雄形象则具有新的意识形态意义。当时，“大跃进”受挫和三年灾害造成物资匮乏，国内形势躁动不定，需要郭大娘这样的能清晰地认识到革命道路上的困难，永远都是乐观的，来安抚人们焦灼不安的情绪，治疗刚刚结痂的伤痛；同时，人民公社也亟须为继续存在寻找合理性，以回应人们对各项运动和政策的质疑，重建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郭大娘的乐观天性和革命精神，正符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气质。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分裂导致国内弥漫着紧张情绪，为防止修正主义复辟，需要统一的意志和稳定的政治、社会氛围，为此还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修防修”已渐入高潮，郭大娘十多年来对党的无限忠诚，永远跟着党走的信念，正是时代政治急欲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有如郭沫若在看了电影后，既是鼓舞也是告诫地说：“朋友，大娘以身作则说得很深透。那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坚定地跟着党走！听毛主席的话，服从党，便能发挥人民的宏伟力量。”[3]正因为时代的要求，戎冠秀以其现实事迹被塑造为以“宣传”为导向的“艺术”上的忠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实现了从生活人物到卡里斯马的形塑，这是编剧胡可与导演王苹作为创作主体政治观念的表达，也是时代政治价值的诉求。
二、社会话语：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与时代主题
阶级斗争，作为历史进步法则和社会实践标准在革命胜利后被不断传播和扩散，作为普遍有效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则被建构成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纯化社会的有力手段，并紧贴时代政治，时刻转化为现实力量。
历史地看，阶级斗争产生于民族革命时期所构建的对民族国家想象中，是时，阶级斗争作为观照社会现实的方式，是革命化启蒙的重要主题，也是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的伦理范式。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阶级斗争按理应当退出主体话语语境而为新的社会建设话语取代，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4]这即意味着，阶级敌人在一定时期内还会长期存在，并通过一定的方式阻碍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长期以来因阶级特性所痼有的个体主义观念意识，被认为会腐蚀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经革命战争已培育起来的集体主义观念，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高速前进的障碍，需要加以坚决抵制。因此，在革命话语成为社会进步和个体先进性的象征时期，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势必成为时代政治生活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