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研究价值（上篇）

时间：2021-07-11 16:02:5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较全面地反映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7年历程的编年体著作，共6卷。这部年谱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基础，提供了丰富史料。
　　一、关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这是全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就开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探索。《论十大关系》开了一个头。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1946年选举演说，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这里，毛泽东发出一个重要信息：要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论十大关系》正是以苏联的建设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新中国最初几年建设的经验，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毛泽东认为，《论十大关系》是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就较为完整了。其实，从《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二次会议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间经过整风反右，八届三中全会改变八大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成都会议提出“敢想、敢说、敢做”等口号。八大二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刘少奇的报告，主要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实际上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和《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会议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庐山会议又由纠“左”转到反右，出现一个大的曲折。1960年春，毛泽东发现有些地方又刮起了“共产风”，引起他的重视，连续转发广东、山东的两个报告，严厉批评“共产风”。但在当时浓厚的反右政治气氛下，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直到1960年秋冬，全国出现十分严重的困难，包括饿死人，毛泽东下决心扭转经济困难局面。1961年3月和5至6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从调整农村政策着手，开始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对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年谱引用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的大量讲话和批语，以及其他方面的材料，作了详细记载。
　　从1960年夏开始，毛泽东就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同年6月，写出《十年总结》，认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用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找出它的固有规律”。到1961年5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为深入了”。关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说第一、二次郑州会议还是“小学程度”，1961年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才到了“初中程度”。这就是说，距离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固有规律，还相差甚远，需要继续探索。
　　在北京会议上，毛泽东还对庐山会议以后的一些“左”的错误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和反思。他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3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5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1959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3类县、社、队，“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1960年3月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有些别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
　　毛泽东在这里回顾和总结的，只限于农业方面重刮“共产风”的教训。实际上，庐山会议反右之后，在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的盲目冒进以及所造成的损失，也不比1958年时的“大跃进”轻。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痛定思痛，多次作自我批评，承担主要责任。例如，1961年6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听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哪里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实际是万马都死了，头一匹马也死了一半，钢不是降了一半吗？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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