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信访在刘少奇心中何其重
时间：2021-07-11 04:00: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少奇历来对人民信访非常重视，并且能够极具针对性、科学灵活又不失坚持原则地给以及时解决。在新中国成立后近20年的政治生涯中，刘少奇收受处理了无以计数的人民来信来访，对人民信访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并作过不少重要指示，溶入了他无数的心血、智慧、才华和胆识。这一切，体现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实事求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体现了坚持真理、秉公执法、慎重决策、果断处理、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信访工作要对人民负责，这是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的逻辑延续。
（一）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逐渐步入正轨，人民信访工作的建立及逐步健全与完善，当家作主的人民参政、议政、督政等民主意识的明显提高，人民来信来访自然日益增多。刘少奇通过人民来信来访与人民建立起了一座领袖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坚实桥梁。
刘少奇提出过许多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原则和要求。1961年当发现有的地方将人民群众来信错误地转到被告人手中，以至发生干部打击报复群众的事情时，刘少奇当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一个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指示，并于1月27日在审定该指示时，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等就如何做好信访工作作出指示。他说：“近一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收到的人民来信中，属于反映情况和干部作风的信，其数量逐渐增多。大部分的这类来信，对于我们工作的改进，都有参考意义。这类信必须受到重视，也应该受到重视。但是，据了解，有相当一部分地方的党、政组织对于这类信，是不够重视的，在处理上，也不够及时和认真。我首先问一下，中央重视了没有？你们就没有把群众来信送给我看。群众来信应该分配给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看一看。要把群众来信当作中央文件，送给中央同志看，请他们批办。”他还说：“看这类信件比看各种报告还要来得实在。尤其是那些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带有一般性、普遍性的问题，如粮食问题、自留地问题、市场供应问题、物资分配不公问题等，对这些问题，应该从政策上考虑，党委要作出决定，有的中央要作出决定。”他还批评了那种任何一级机关都可以检查、扣留、追究人民来信的混乱做法，指出：“绝不允许任何一级机关随意检查、扣留人民来信，信写到哪一级，就只能哪一级拆看。如写给毛主席的信，只有中央才有权处理。反革命的信，也不许扣留。各级党委要指定一负责同志管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他还批评了不认真、不负责，将人民来信层层照转，以致转到被告人手里去的错误做法。他说：“这能说认真负责吗？对人民来信这样处理，人命关天的事，是要死人的呀！这怎么行？要立即改变这种作法！”他要求信访工作人员学习为官清廉、执法严正、不畏权贵的包文正，对人民来信整理审查后，抓住典型，组织人员深入下去，调查清楚，然后交党委处理。
1962年1月，刘少奇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明确要求“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再次批评了“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同时也具体地反映在他处理人民来信的实际态度中。
（二）
1951年，从人民来信中得知江苏省无锡市华昌丝厂工人创造了全国制丝最高记录时，刘少奇喜出望外地马上于2月26日函复祝贺，并鼓励工人们做工厂的主人，继续努力，创造更大的胜利。
同年2月28日，刘少奇收到东北、上海、北京三个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超额完成1950年译制电影任务的报喜信后，又立即致信赞扬三个厂的同志们工作的高度自觉性。
1956年，四川人大代表夏克刀登来信反映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情况。刘少奇阅信之后，不仅立刻于7月14日批示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办理，而且于8月4日又给夏克刀登写信进行解释：“关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情况，最近中央曾作了研究和讨论。你在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和意见，我们也考虑了。讨论的结果已经由周恩来总理向桑吉悦希副省长和阿旺嘉措副州长和降央伯姆副州长和其他有关的同志作了传达。桑吉悦希副省长不久就要去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请他把中央的决定向你当面传达。你已经在实现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工作中做了许多工作。我衷心地相信你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正是由于刘少奇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并把它看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所以，他对于人民群众给中央写信、到北京告状，甚至出墙报、闹事等现象，表示理解，大度而科学地处理，而不是一味粗暴简单地动辄上纲上线。
1956年秋冬，由于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加上经济建设上未能完全克服的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出现一些紧张，造成一些地方的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农民，因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而发生给中央写信、上访，甚至罢课、罢工、请愿、闹退社风潮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刘少奇说：“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
为了调查研究酿成这些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缘由，也为了防止我们国家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1957年2月至4月，刘少奇亲自率领调查组一路风尘，沿京广线南下，先后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调研。4月27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根据这次调查研究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就群众向党中央写信、上访，甚至闹事等现象，进行了辩证、系统、深刻地分析。他认为，造成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层层都有，因此，要解决群众闹事问题，应解决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他指出：“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群众闹事中间提出的要求，我研究了一些，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实现的，一小部分是不合理的，是不能实现的。这一小部分不合理的不能实现的要求，经过认真的解释，向群众讲清楚道理，群众也并不坚持。所以，群众是有相当高的觉悟的。当然群众觉悟不高的也有，但是经过解释，可以讲清楚。”刘少奇在详细分析群众闹事的经过后指出：“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说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来个大民主。”刘少奇还认为，至于造成群众上访、闹事的原因，“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凡是要中央负责的，部里面负责的，局里面负责的，应该把责任担负起来。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也应该负一定责任。”刘少奇要求层层把关，各级领导都应负起责任来，做好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力求减少群众上访、闹事等问题。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群众上访、闹事问题，刘少奇也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积极的、科学的见解，指出：第一，把群眾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内部的事情，就必须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与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一样看待。第二，应该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有哪些错误，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的是非。分清群众是非的时候，不只是说群众中不好的，好的地方也要讲，这样才全面，人家才会服。第三，应当用道理去说服，想尽法子使群众闹事解消，使矛盾缓和。刘少奇强调：“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听闲话。特别是听到告状一类的事，要沉住气，要学会正确地、妥当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次南下调查研究中，刘少奇不仅这样总结了信访工作的方针和指导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妥善处理了多起人民群众极为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