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行进逻辑与历史脉络
时间：2021-07-05 16:04: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年2月，香港出版了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置身当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研讨过程，参与介入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以对其所亲历的改革研讨、设计、决策和实施的回忆，为中国改革、尤其是80年代短暂的政治改革留下了尚不多见的史料性记叙。
总体而言，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日有所新、月有所进的狂飙突進期。正是在80年代，中国于世界范围内一马当先的改革，缓解了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与社会主义制度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些突破了共产主义原教旨教条和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改革成就，为世界上其他同样受困于宏大理论与逼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走出社会政治经济窘境的样本。
30多年过去，在昔日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存在的许多地方，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不是通过改革、但改革的终极结果也无非如此的“多数决定”，已经成为这些地方的基本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地方，政党依“多数决定”而成为执政党，政府的政策亦须得到“多数同意”方能形成和实施。如是，政府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及其目标达致，均须循程序化之途而图之。如此，改革的意义就大大弱化了。
由此回观中国，至少在当下，改革仍是执政党政策宣示和政府施政说明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之一。这种现实，既映照了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位置，也说明了即使中国在最近2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中立于潮头之位，但执政党及其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以改革来描述其政策措施之选。
从世界范围看，改革在那些以社会主义蓝图为制度摹本的地方落地以及展开，并非自然顺当，而是一路坎坷。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主流意识形态，曾视任何稍有创意的实践性操作为“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紧箍咒所要防范、限制和制裁的，正是那些对共产主义原教旨有所怀疑、变动、乃至冒犯和突破的种种企图。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自上世纪50年代始的“离经叛道”之途中所遭遇到的挫折，无不说明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行进之艰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以作者的亲历，向人们部分地展现了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看似突进的背后，改革决策形成和推行有多么艰难。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尤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中国上层政治决策和操作过程的窗子，把中国政治运作中历来隐秘、从不公开示人的“硬球”的玩法公之于众。
（一）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改革实属资本主义的发明创造。对匡正社会正义有里程碑意义的所谓罗斯福“新政”，就是改革的最典型代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过后，改革的风潮逐渐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直至今日，“医疗改革”和“移民改革”也仍是奥巴马政府最显著的政治标识。
不过，在“多数决定”的制度约束下，改革的主张能否被接受，这主要取决于选票之争；这之后，改革的主张能否最终成为国家政策，则取决于立法之争。选票之争也好，立法之争也罢，这都是公开交流、交易与交锋的政治过程。在法治原则之下，这个政治过程自有法律的束缚。任何自认为再好不过的改革主张，也必须通过这一政治过程的认证。在法治环境中，如果有谁把政治的“硬球”运到了规则之外，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及其改革主张的出局。
改革意味着重塑，意味着改动、改变、革掉和革除。因此，改革就意味着对其所要改动、改变、革掉和革除的东西的否定。问题正在于，在法治原则与责任政治中，改革所导致的否定并非抽象的否定，而是需要有人、政党或政府为那些被否定的东西负责，并由此为之付出法定政治代价的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否定。简言之，成为改革对象的政策及其措施，在其被否定的过程中，将伴随着制定这些政策的政党由执政到在野的过程，也将伴随着实施这些政策的政府由台上至台下的过程。
改革的这种“天性”，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阿基里斯之踵”，是导致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落脚之时即遭遇抵抗并难以深入的根本性因素，也是导致改革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充满张力的先致性因素。
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制度形态，是在否定资本主义以及此前一切剥削阶级当政的制度形态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是人类“社会形态”进化至“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前的最高级社会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宣示，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需要以及运行实际高度吻合。这种意识形态所描述的社会形态特征，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永续执政合法性的自洽逻辑。
当然，再完美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什么“主义”的，都抗拒不了现实的颠覆。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无“最高”、“最好”、“最完美”之类的限定词。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现实、社会现实的颠覆性，首先体现在其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颠覆上面，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颠覆则属其次，意识形态的修正只是政府更迭的后续效应。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制度设计“之最”的脆弱性，就在于其一旦自认为瑕疵存在，或在制度的竞比中被认为瑕疵存在，都易导致为“之最”进行阐释的意识形态的崩坍。改革的合理性，却正蕴含了这种否定“之最”的前提。
在此，资本主义经得起颠覆的“弹性”，还在于其国家制度中的执政党及其政府更替的必行性和合法性。这就是说，在国家的政治现实中，失败的政策，必有失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为之埋单；而失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也必是因失败的政策而导致被选票抛弃的结果。
相较之下，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则始终被缚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永续执政这一政治前提的不可移动性，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实的境况，尤其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遭遇到的挫折，就不能被解释成整个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错误，而总要被归结为党内路线斗争。这种归结的妙处在于，执政党的政治责任可以由少数在“路线斗争”中失败、并注定要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人来承担，而党的永续执政地位却没有被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