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误读
时间：2021-07-05 16:01: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从比较政治文化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般模式或规律性现象：西方政治思想在其内部各亚文明及在其他文明的传播中，呈现出某种共同的变异；本土文化构成认知异质文化的有色眼镜，从而带来误读对方的必然性；国人依其与本土文化的契合性评判和选择西方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两次大规模进入中国正值西方文明的危机期和转型期，因而与之交流的时机不利；作为理性活动的政治思想传播受背后政治文化因素的支配。
关键词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
作者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2249）
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往的研究多属于历史学和思想史的微观研究，某个概念、理论，某个思想家或思想流派在中国是如何引进、翻译、消化、解读、传播、评价的，如何在传播中发生变异（误读）以及在实践中使用（误用）的，等等。本文希望从宏观视野对以往微观研究的成果作出提炼和升华，试图揭示政治思想的跨文化传播，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跨文化传播的某种一般模式，某种规律性。无疑，如果这种一般模式或规律性现象是存在的，那将成为我们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具体个案的极有价值的认识工具。同时，我们也力图打通历史研究与现实思考的关联，将历史学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政治学的有价值的资源。
政治思想跨文化传播的共性问题
要理解100多年来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诸种问题，需要从更宏大的政治思想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往纯粹的历史分析、思想史分析、文本分析、概念分析都有它的价值，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但是我们还需要超越这种研究，达到更高的境界。因为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是一个跨文化现象，是异质文明交流的一部分，所以，政治思想的跨文化传播必然有它的共同性。而西方政治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传播，是15世纪开始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将它视为一个单纯的思想史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学人，从清末、民国时期到当代，各家各派，在认识、引进、消化和传播西方政治思想的时候，都有一些共性的表现；一些政治学概念，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政党、人民、革命等，在引入中国时也有一些共性的经历。纯粹研究思想史的人往往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视野，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能得到理解；或者换了一个理解的角度，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因此，通过跨文化现象的分析和比较文明的视角，发现西方政治思想在其他文化中传播的一些共性现象，对于理解中国问题有特别的意义。
西方政治思想的跨文化传播首先发生在西方文明内部。西方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或单元，但是，其内部还有不同的亚文明，或不同的亚文化。从纵向上来说，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现代各是一个亚文明，因此，西方文明的历史是由几个亚文明前后相继构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一种政治思想在从一个亚文明向另外一个亚文明传播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一些变异，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而变异的方向，也有规律可循。
比如古希腊的“城邦”（π?仵λι?觭）概念到古罗马那里就转化成了“共和国”（res publica）；古希腊的“公民”(π?仵λιτη?觭)也转换成拉丁文的“人民” (populus)；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到阿奎那的神学体系里就成了人是天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①；古代的混合政体经过漫长的演变，就成了现代的分权制衡；中世纪作为外延和内涵模糊的共同体的人民概念，到17~19世纪就演变为现代的民族概念和作为公民共同体的人民概念；等等。一个亚文明的政治思想成果传播到另一个亚文明里，政治文化的基础环境发生变化，政治概念就会发生变异。比如，中世纪人民概念之所以会转化为现代的人民概念，就是因为民族国家取代了封建国家、共同体内个体的成长和成熟，于是，传统的人民概念便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当政治概念或政治思想发生变异的时候，当事者常常没有意识，他们以为在延续传统。一个思想家来到另一个亚文明环境中，人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认识、选择和阐释他，他的思想也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有的时候，这种变异甚至是思想进步的重要方式。
从横向上说，现代西方文明可按东西和南北两个坐标划分为不同的亚文明。在宗教上分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大体上与在民族和语言上的南方的罗曼语系和北方的日耳曼语系的区分相重合，而在政治法律领域最重要的是英美与欧洲大陆的区分。政治思想在跨地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异。虽然都属于西方文明圈，但在西方文明的各亚文明内部，不仅有文化的差异，还有发展上的时差，这就使政治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变异。比如，英文里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到了德文语境下的黑格尔那里就成了“市民社会”（bürglische gesellschaft），权利概念在英语（right）、法语（droit）和德语（Recht）中的涵义都不相同。
在西方文明里面，真正和现代民主宪政的主流文化最有亲和性的是英美，其次是法国，然后是德国。思想史的研究告诉我们，当英国政治思想传播到法国再到德国时，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基本的路向是个人主义的成分减弱，集体主义成分增强。在19世纪，以本土文化抵制“西化”的是德国人，他们拒绝英国的自由主义、法国激进的平等和民主思想，推崇和守护自己的传统。所以，“反西方主义”本身亦起源于西方，德国人才是后来蔓延全世界的反西方主义的先驱。后来，它又经由俄国传到中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批德国学者仍把这次大战视为英勇不屈的德国人奋起抗击西方的正义之战，是英雄对抗商人，理想主义的英雄国家对抗商业文明的决战。桑巴特说：“德国思想和德国感受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彻底拒绝与英国或西欧的思想感情有染的任何东西。”［1］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德国长期对“西方”的拒绝，使其最终走上纳粹主义之路。
从西方政治思想接受者的角度看，中国在前现代经历过的外来思想的引进与传播，也能够启发我们思考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跨文化传播的规律性问题。2000年前中国就遇到过第一次“西方”文化的冲击，那个西方是印度。②佛教思想来到中国的时候，曾因其是蛮夷的宗教、与本土的儒家伦理和道教信仰相冲突而受到长期抵制，而后又在抵制和冲突中相互融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中国人如何选择了大乘佛教而非小乘佛教，而后在进一步的选择中，又如何发展出本土特色的禅宗和净土宗并淘汰了其他宗派，在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中，如何与儒家、道教相融合，比如向皇权妥协，将忠孝观念纳入其教义，等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早期来华的经历也包含着类似的过程。当然，历史不会重复，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与历史上佛教文化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现代西方文化会彻底渗透和重新塑造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这是佛教文化做不到的。2000多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方向都是“以夏变夷”为主，但现代西方文明却要“以夷变夏”。
现代西方文化已经持续向外传播了数百年，相对而言，中华文明是与西方文明全面接触比较晚的一个。当现代西方文化传播到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比利亚文明（拉美）、非洲文明的时候，它遇到的反应和我们中国人做出的反应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可以作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