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研究?
时间：2021-07-03 12:00: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合作不断拓展，2015年中拉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基本实现全覆盖。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创新之一，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手段体系，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合作全面深化，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机制化发展，有力地化解了持续崛起的中国在发展中世界所面临的利益、身份和影响力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还有助于各地区强化集体身份认同，进而推动了各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面对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中国持续崛起、发展中地区不断发展的现实，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仍面临诸多挑战，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前瞻性地完善其指导理念、战略思路和政策体系，推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地区 整体外交
【作者简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8）05-0018-18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5002
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有着重要战略地位。正如习近平主席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 长期以来，中国与发展国家关系的主要落实方式包括全球性多边外交、集团性多边外交、地区/次地区性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等。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性外交也得到迅猛发展，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的对话机制（10+1）启动，到2015年中国—拉共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成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性外交机制已基本覆盖整个发展中世界。学界已注意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创新性发展，并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讨论：一是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论坛的角度，讨论中国的“地区论坛外交”（regional forum diplomacy）； 二是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性合作的角度出发，从“整体合作外交” 或“整体外交” 的角度加以讨论。笔者以为，以“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加以界定更为恰当，因其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这一外交形式的主要内涵：一是其工作对象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尽管有时也针对发达世界内部相对不够发达的部分，如中东欧地区 ；二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总体概念而言，有更明确的地理指向；三是凸显了其整体性，即把特定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当作一个整体加以对待，因此更多是一种双边外交而非多边外交手段 。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之一，它对缓解甚至化解崛起的中国在发展中世界面临的利益、身份和影响力挑战等具有重要意义。总结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的演变进程、成就及面临的挑战，是推动中国相关外交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要求。
一、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的历史演变
长期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展开：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多边机制，以七十七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为代表的集团性多边机制，地区/次地区性多边外交及国别性的双边外交机制。相对而言，尽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将整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当作一个整体对待，但区别对待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合作机制仍较为缺乏。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外交逐渐实现全覆盖，为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的发展和完善创造了有利条件。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9年，中国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更多出于危机管理需要而得以发展。
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首先是从东南亚地区开始的，即1991年中国与东盟对话机制的启动。中国与东盟的地区整体外交的启动，主要有两个动力。一是中国与东盟所有成员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尽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在20世纪70年代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并没有太大进展。其中，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相对困难，双边关系直到1985年才逐渐恢复，1990年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中国与东盟所有成员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为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东盟发展关系奠定了基础。1991年7月，马来西亚政府邀请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参加第24届东盟部长级会议，中国与东盟对话正式启动。二是随着冷战趋于结束，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均面临重大危机，迫切需要整体性合作。就中国与东盟整体外交在这个十年中所遭遇的危机而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冷战趋于结束导致的一系列危机，在中国方面是特定时期所面临的西方制裁，打破这一制裁是中国推动周边外交的重要动力； 而在东盟方面，随着冷战趋于结束而来的地区主义意识日益觉醒，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主义与美国的地区议程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冲突，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 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是中国面临由于李登辉访美而产生的一系列危机。三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负责任行为，大大凸显了东盟国家作为整体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
与中国—东盟对话很大程度上出于管理各类危机相似，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的前身，即“上海五国”机制，也可认为是一种危机管理型的整体外交努力。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导致中国与苏联的边界纠纷复杂程度大大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中俄哈吉塔五国于1996年4月在上海举行首次元首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協定》；次年4月，五国元首又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正是基于这两份协定，中国与其余四国的边界问题都逐渐得到解决，五国还就军事领域中的相互信任和交流达成大量重要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