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为何发动复仇战争？
时间：2021-07-02 08:02: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现有关于冲突复发的研究对复仇战争这一特殊类型关注不足，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经验现象基于其动机和结果往往被视为非理性行为。仇恨情感、风险偏好、预防心理、战后安排等视角可以提供有益解释，却难以回答“复仇动机常有而复仇战争不常有”这一谜题。根据理性—情感互动视角，国家自身的战略动员能力与对手的国际支持程度影响着战败国对复仇成本—收益结构的判断，也关系到战败国仇恨情感的强度，是战败国复仇机会与复仇意愿相互影响的逻辑起点。当先前战争的失败提升了战败国的战略动员能力时，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可能性更大;当先前战争的胜利降低了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时，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可能性更大。通过对第五次俄土战争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埃及、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的巴基斯坦进行案例分析，本文论证出复仇战争的发生需要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对复仇战争进行探讨，既能为理性选择主义与政治心理学的路径融合提供借鉴，也可为中国预防周边争端的反复发生提供启示。
【关键词】 战败国 复仇战争 战略动员能力 国际支持程度 理性—情感互动
一、 问题的提出
对“国家为何而战”的理论探索本质上是对“和平何以维系”的现实关怀。即使在“大国无战争”时代，通过逻辑恰当的理论类比，战争研究仍可为人们理解那些不断重现的国际争端和危机提供教益。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战败国为何发动复仇战争？进一步而言，在实力差距和地理距离等基本条件满足战争门槛的前提下，同样遭受了战争失败，为何有些战败国选择对战胜国发动复仇战争，而有些战败国却没有这样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关于战争一般性条件的提醒，如果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存在等级性实力差距、地理距离超过军事力量投送范围，那么复仇战争就不具备发生的前提条件，因此有必要对研究问题进行前提限定。
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似乎并非由其理性选择所致，因而难以用传统的国际冲突理论进行解释，这一困难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战争决策上看，复仇战争并不符合针对一般性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詹姆斯·费伦（James D.Fearon）认为，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s）导致国家之间难以在实际存在的议价空间（bargaining space）内达成协议，从而使理性国家最终选择了战争。James D.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3， 1995， pp.379-414.费伦还指出了“议题的不可分割性”（issue indivisibility）对战争的意义，但他同时认为这一因素的解释力较为有限。照此推论，战争将是国家间讨价还价过程的继续，可以更真实地揭示出双方的相对实力、战略决心、作战成本等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Harrison Wagner， “Bargaining an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4， No.3， 2000， pp.469-484; Darren Filson and Suzanne Werner， “A Bargaining Model of War and Peace： Anticipating the Onset， Duration， and Outcome of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6， No.4， 2002， pp.819-838; Branislav L.Slantchev， “The Principle of Convergence in Wartime Negoti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4， 2003， pp.621-632; Robert Powell， “Bargaining and Learning while Figh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8， No.2， 2004， pp.344-361; Alastair Smith and Allan C.Stam， “Bargaining and the Nature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6， 2004， pp.783-813.如此，戰争双方所达成的谈判结果将充分反映战后的实力对比。此外，战后协议不仅是战败国向战胜国妥协的结果，同时也是战胜国在继续战争所需成本与现阶段胜利所获收益之间理性权衡的产物。因此，战争的高成本现实和继续战争的高成本预期最大限度地缓解了承诺可信性问题，使得遵守协议成为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共同选择。关于战争与承诺可信性关系的研究，参见Robert Powell， “The Inefficient Use of Power： Costly Conflict with Completely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8， No.2， 2004， pp.231-241;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0， No.1， 2006， pp.169-203.在此条件下，费伦提出的战争原因似乎不再存在，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逻辑显然与国家选择一般性战争的逻辑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