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率与亚洲政治转型
时间：2021-07-01 16:01: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章导读]二战以后，亚洲诸国家或地区普遍经历了20世纪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型。然而，政治转型给各国家或地区所带来的影响却各不相同。为什么政治转型在有的国家或地区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在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带来的却是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和发展停滞？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抓住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这一深层动因，提出了分析亚洲国家政治转型的一套理论框架，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在城市化率与该国家或地区政治转型的成败之间的相关关系。
引言：城市化率与政治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日本、韩国、台湾为代表的一批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工业化的发展时期，这些国家与地区实行的均是权力较为集中的威权体制，而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这些国家和地区又纷纷从“威权体制”转向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多元体制”。尽管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阶段的政治发展道路上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政治转型在动因、条件、推动力量以及衡量指标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正是这些相似性，为我们探寻亚洲政治转型的规律打开了一扇窗口。
本文认为，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地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其深刻根源在于工业化、现代化会带来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阶级和利益集团会产生新的政治参与诉求，并带来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的相应变化。而纵观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转型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发生政治转型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率超过70%的国家和地区，转向多元政治体制后往往仍能保持社会的平稳发展与多元体制的稳定运作；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率不及50%的国家，在建立多元体制后均出现经济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发展迟缓的现象。从以上经验可以得出一条规律：以城市化率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民主化政治转型能否成功的核心指标。
一、政治转型的动因和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特别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建立了一种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实行“开放权利”与“关闭权力”的对冲体制，可以称之为亚洲的威权体制。[1]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威权体制”，包括日本的“55年体制”、 新加坡的“59年体制”、 韩国60年代初建立的“军政体制”、印度尼西亚1965年以后形成的苏哈托体制、伊朗战后恢复的君主制等。无论是建立的时间（1960年左右）、实行的时间（约30年），还是权力主体及其采取的基本社会政策、发展策略等，都是基本一致的。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纷纷进入了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的阶段。认识这一转型的动因、确认这一转型的条件，是研究亚洲政治发展最为重要、最具价值的问题。
（一）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的动因
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过渡是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这种历史转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的相应变化。[2]
第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型的新社会集团，如韩国的新工人阶级与财阀集团，台湾地区的本土新兴工商集团等。新兴阶级与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对于原有的威权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和冲击。韩国军政体制瓦解、我国台湾地区政党轮替、泰国近年来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都在于此。
第二，社会心理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阶级、阶层、集团出现和成长过程中，大众心理、社会意识亦随之改变，主要表现为权利意识的增强，尤其是逐渐在经济、社会权利之外要求更多政治权利。在权力集中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众的利益诉求集中指向政权，日益形成对政权的压力；多种社会矛盾逐渐向“官民矛盾”集中转化，最终推动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这种情况在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普遍存在。
第三，精英集团分裂。作为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与基础的政治精英集团，在新的社会环境里也会发生分化。这种分化始于政策分歧，并在一定的诱发条件下，最终导致精英集团公开的分裂。在外部压力以及国内社会运动的环境下，精英分裂往往直接导致体制的转变。典型的例子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的分裂、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垮台、韩国朴正熙总统遇刺带来的军政体制衰弱、日本“55年体制”终结以及自民党的最终下台。
（二）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的条件
从亚洲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看，在诸多实现了所谓“政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有的国家比较顺利，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普选型的多元体制；有的国家则在转型后陷入混乱，甚至导致国家长期动荡，影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政治转型的不同结果？成功的“政治转型”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这是思考“政治转型”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尽管各国政治转型的道路不同，但多元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影响。从亚洲各个国家政治转型的普遍情况看，经济发展最终会对政治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我们分析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和依据。本文认为，只有在当工业化、現代化初步完成的基础上，新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社会精英形成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整合与默契，并且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上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的时候，多元体制转型才能成功。新社会结构的形成、新精英阶层的形成与整合以及新社会保守意识的形成，是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三大条件。[3]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在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后，新的利益关系逐步稳定、固化，就会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至多带来某种利益的改善，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因此，只有在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后，开放政治权力并实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才不会扰乱基本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再配合以其他条件，多元体制才有建立和巩固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