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与洋人的交际史
时间：2021-07-01 04:01: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利类思、安文思与《圣教入川记》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颇多，但正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良莠不齐。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贵，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类思（1606—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字再可。1637年（崇祯十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传教二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传教，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也撰写有大量传讲天主教的著作，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 Magallaens，葡萄牙人。1640年（崇祯十三年）来华，先住杭州，后入川传教，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到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被一箭穿胸毙命，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顺治五年（ 1648年）到达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待，允许他们传教。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除了制造机械，他还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
安文思在北京传教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阙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古洛东所说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当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圣教入川记》的亲历价值。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逝世，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树立的“安文思墓碑”。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的老家传教。刘宇亮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刘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但刘宇亮声望极大，热心天主教，在他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锋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人士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皆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4页）
一个被中土内陆省份视为“异物”的宗教，在尚未成为“异端”之前，人们总是报以稀奇、观望的态度。利类思随即在绵竹天官府讲经布道，受洗者达30余人，這应该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随后，利类思再到繁华的成都播洒上帝之爱。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达官显贵中挑选了30位天主教徒，成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献王后裔伯多禄（音译）等人，率领家眷受洗礼。1642 年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文思从杭州来成都协助传教，保宁、顺庆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传教经堂，四川逐渐成为重要的传教区。随着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造型特异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让居住于山区、觊觎红尘动向的道观中人，大为不快。
《圣教入川记》屡屡提及为难天主教的“道党”，乃是道教教徒。当时成都道教盛行，从教者广泛，官绅较多。一见洋天主教吸引听众，他们立即采取了很多攻击措施。四川武官阎督系明蜀王府禁卫军统领，皈依天主之后，奋力保护教众，还在自己家中设立圣母堂，可见当时天主教对于绝望世人的大光普照。
本书里，显示出作者拘于教派之争的狭隘立场，远没有宽厚仁爱的立场：“道党种种暴行，攻击圣教。后刑司暨官府查实，分别首从，将为首滋事三八严办；余皆薄责，充留省外多其余附和之辈，亦受应得之罚。因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是其显报也。”（《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3页）最后一句，不应该是真正得道者说得出口的话。
崇祯十七年八月初九（1644年8月9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记》记录的张献忠进入成都城的时间为九月初五），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带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赶紧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张献忠分军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