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手段在两周邦国关系构建中的运用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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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周时期，经济手段被全面运用于邦国关系的构建进程中，并有效缓和了两周邦交中的局部矛盾，提升了邦交主体的综合实力，对王室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新型邦交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索贡取贿的无度、邦交风气的腐化等也为两周邦国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经济手段在两周邦交中的使用变化不仅客观反映了周王室与诸侯国间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还折射出两周社会经济巨变下价值观念的转换。
关键词：两周;邦国关系;经济手段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1-0115-07
两周时期，邦国关系的构建对周王室与诸侯国均具有重要影响，成为了邦国间的头等大事，周王室及各诸侯国之间纷纷通过军事、会盟、联姻、经济等手段建立邦国关系。学界对军事、会盟、联姻等邦交方式多有讨论，但对经济手段①在邦国关系构建中的实践与作用未加以足够重视。事实上，经济手段与军事等手段在邦国关系构建中同等重要，并以其柔和、缓冲的方式构建或改善邦国关系，被当时统治者重视并运用。可以说，两周时期是将经济手段运用于邦国关系构建的重要时期，并对此后中国古代邦国关系构建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对两周邦国关系中的经济手段的运用及影响作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经济手段运用于两周邦交的社会背景
西周时期，“分封制的实施形成了周代的政治格局，宗法制的实施形成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②。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完备，为西周统治者提供了行为和施政规范。同时鉴于殷商暴政而亡，周王室在施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政行懿德”，邦国交往亦不例外。然而在武王新丧、成王年幼的情况下，管叔、蔡叔联合殷商遗族武庚、东夷势力发生叛乱，对尚未彻底稳定统治的周王室产生了巨大威胁。虽然周公最终平定了叛乱势力，但是面对诸侯国势力的发展以及边远地区蛮邦异起的局面，如何加强其对诸侯国的控制、扩大王室统治的势力范围，成为周王室思考的重要问题。倘若屡用军事武力威慑和征服，必然违背德政的初衷。而周王室在邦国交往中的“明德”要义亦要求其“在处理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时，要兼施怀柔与镇压，而侧重怀柔的政策”③。因此，经济手段以其特有的缓和性、怀柔性的特点成为周王室的一大选择。通过邦交中经济手段的合理运用，周王室尝试加强其对诸侯国的控制和影响，并藉此与边远蛮邦建立政治从属关系。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恩威并施下，周王室逐渐巩固并拓展了自身的统治。
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周王室为中心的西周政治局势逐渐发生改变。一方面周王室逐渐衰微，对诸侯国控制力不断减弱。另一方面则是诸侯国实力不断壮大，诸侯威信上升。公元前841年，厉
收稿日期：2014-1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13&ZD130）;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先秦邦交礼仪文化研究”（SWU1409305）。
作者简介：邹芙都，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孔鼎，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重庆 400715）。
王出奔于彘后，卫武公以诸侯身份执政称王，“共伯行政的史实说明诸侯势力的兴起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势头”④。如何获得周王室旁落的大权、提升自己的争霸实力，成为各诸侯国邦交的重要目标。在这样的政治目的驱使下，加上东周争霸兼并战争的特殊性，各诸侯国逐渐摒弃周室尊德贵礼的传统，转而“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⑤，其“争利于天下”的野心渐使邦交中的经济策略为各国所倚重。一方面，大国运用经济手段从日渐衰落的周王室获取政治特权和地位承认等，增强其争霸实力;另一方面小国以经济手段换得争霸兼并战争中偷安喘息的机会。
东周时期周王室及诸侯国的政治地位与威信与西周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杂的社会背景不仅为经济手段在邦交中的广泛运用提供了历史舞台，也使经济邦交的内涵发生了从西周的重“德”到东周的尚“利”的变化。同时，相对于其他邦交手段的内容单一，多样化表现的经济手段能较快适应邦交形势，渐为诸国所重。
二、经济手段在两周邦交中的运用
两周时期，经济手段在邦国交往中呈现出多种方式，如经济援助、贡纳、贿赂、土地财物赏赐、贸易往来等。在这些经济手段的作用下，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邦交关系得到相应的缓和与发展。
1.经济援助
作为邦国交往中重要的怀柔手段，经济援助对邦国关系的构建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两周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都曾运用经济援助的方式来处理他国的问题。
恪守礼制的周王室有着一套相对完备的措施来应对诸侯国的灾祸情况。《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在诸侯国发生灾祸时，周王室会使用相应的“礼”对诸侯国实施慰问和哀悼。同时，周王室还以行人对受灾国进行财物援助，传达其对诸侯国的关怀之情，“救灾恤邻之道，赖行人以达其意”⑥。《周礼·秋官》中就具体记载了大行人、小行人根据诸侯国受灾的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财物、粮食补助的情况，如“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赒委之”;又如“致禬以补诸侯之灾”。除对受灾国进行慰问和财物援助外，周王室还采取其他措施帮助诸侯国度过灾祸之年。《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周王室通过移民就食、互通财货贸易、减免赋税等经济援助措施，来缓解诸侯国的灾荒压力。《逸周书·大匡解》记载周文王居程时发生的一次大灾荒，其时周文王亲询三州诸侯及相应官员灾情状况，并实施一系列的救荒措施，其中粮食转运的援助措施对灾情的缓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诸侯国灾荒发生之际，周王室积极对其进行经济援助，不仅缓解了诸侯国的受灾压力，也体现了周王室“尊礼贵德”的施政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