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时间：2021-06-28 08:00:5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全球化进程加快，人类社会文化变迁加剧，人类学日益边缘化，人类学学术职位缺少等因素，引发了人类学终结的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后现代人类学家提出了公共人类学，以应对“人类学终结”的危险。公共人类学是人类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是对人类学学科自身的反省，体现了人类学学科内部的重要改变。公共人类学的研究应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探讨公共问题。人类学知识及成果必须面向社会公众，能够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并对社会公众的认知产生积极影响。公共人类学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度参与公共事务，并取得领导地位和决策权力，从而为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健康发展贡献知识和智慧。
　　【关键词】人类学的终结；公共人类学；争论与共识；理论与实践
　　【作者】陈兴贵，重庆三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重庆万州，40410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3 - 0086 - 008
　　19世纪后半期，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提出了“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科学”，预示着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得以产生。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功能主义理论，并将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民族志等视为人类学学科的根本方法，从而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基础，被誉为“马林诺夫斯基革命”。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革命”是人类学发展史中的“第一次革命”，那么2000年开始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提出的公共人类学则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第二次革命。[1 ]68
　　一、公共人类学的兴起：应对人类学的终结
　　人类学自19世纪后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视角和方法给社会公众造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偏见。在社会公众看来，人类学的研究就是“去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田野调查，然后带着令人陶醉的心情返回，但往往分析的是神秘的亲属制度、刀耕火种的农业或‘他者’内部的战争。”[2 ]3这些特殊的研究旨趣、方法和神秘的对象使人类学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屹立于“学科林立”的学术界。然而，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文化发生了急剧变迁，给传统的人类学研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人类学的未来何在？人类学还有必要存在吗？人类学到底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和责难，有学者发出了“人类学终结”的悲叹，并在人类学领域引起了热烈关注。这一话题的提出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造成了西方人类学家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诸多殖民地纷纷脱离欧美殖民国家，建立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导致新兴民族国家拒绝或不欢迎人类学家前去自己的国土内开展调查研究。加之人类学在殖民主义时期曾经为殖民统治所做出的种种“贡献”，而被贬为“殖民主义帮凶”。这段“不光鲜”的历史给西方人类学家到非洲、拉丁美洲、西太平洋、东南亚等地开展田野调查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他们不仅受到来自于官方的种种“诟病”，还会遭到调查对象的诸多质疑，即使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公众也认为“研究远离我们社会的那些人对我们有何用处”。面对新的挑战和困难，西方人类学家不得不对自己的研究做出调整，一方面继续利用原殖民国家与殖民地的关系，坚持对非西方社会开展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另一方面，则是积极探索人类学的新领域，转向对文明社会的研究。然而，人类学在研究文明社会时，明显存在研究方法不适用的缺陷。同时，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公众认知依然无法理解和接受人类学知识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价值和功用。在新世纪，人类学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要说服社会公众接受人类学知识，使他们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人类学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正是在新时代的迫切要求下，公共人类学的提出力图对传统人类学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以应对“人类学终结”的危险，使人类学依然能够在世界“学术之林”保留一席之地。
　　人类社会文化的急速变迁使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客体和内容正在不断消失。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加剧了人类社会的同质性趋向，文化同一性更加明显。这与人类学倡导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异质性是背道而驰的。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急剧变迁，传统人类学中经常使用的特色概念和术语在现实生活中不复存在，传统的经典话题和学科概念无法继续得以验证和创新。于是，一些悲观的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对原始民族或社会的不断吞噬，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于地球，也就意味着“人类学的终结”。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研究的安达曼岛人。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致使安达曼人濒临绝种，导致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安达曼岛人材料为基础建构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从来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检验。非西方社会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全球化趋势也引发了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田野点的研究存在着巨大的争论，此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玛格丽特·米德和弗里曼有关萨摩亚人青春期的激烈争论。
　　全球化使人类学的研究主题更加多样化和分散化，无法建立统一的学科范式。全球化已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化不仅使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对象、课题和客体日趋减少，甚至慢慢消失，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更多的新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人类学不得不调整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然而，传统的人类学方法在研究新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时又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借以“安身立命”的田野调查原则难以在现实中得以有效执行，民族志的真实性与效用也不断遭到质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学派林立的景象，此前一段时期内以某一理论流派为主流的学科范式被多元化的论争所取代。尤其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反思民族志对“民族志真实性、科学性、权威性”提出了质疑和争论，这场以“人类学表述危机”为焦点的学术交锋，再次给人类学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促使人类学必须做出改变，正视学科自身存在的问题，主动谋求新的发展道路。公共人类学的提出也正是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应对“人类学危机”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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