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
时间：2021-06-27 16:01: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已经进入成长关键期，这个关键可以从“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的重大判断中感知。
所谓机遇前所未有。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发展正在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让我们看到圆中国梦的曙光，尤其是这个经济地位较历史上出现过的若干盛世更有意义，因为人类只有进入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世界才拥有了统一的价值坐标和考量标准。依照共同标准衡量，500年来的中国一直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尽管许多人一再渲染康乾盛世，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的确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但基本上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产生的自然经济，谈不上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和贡献，换言之，这时既没有产生引领人类文明的文化和科技创造成果，也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民族前行，只是虚胖，这便有了鸦片战争中8000英军横扫40万满清军队，有了装备优于日本海军，结果仍然惨败的战争结局。今天情况较前大为不同，在全球化背景下，虽然我们仍然存在大量发展中的问题，毕竟世界已经开始讨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美共治”等命题。
所谓挑战前所未有。30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并且正在进入集中爆发期，处理不好会前功尽弃，甚至结果更严重。也就是说，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矛盾中许多带有根本性，克服起来难度很大，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又没有太多。这就是挑战前所未有的原因之所在。那么，哪些因素在羁绊着我们呢？这里选出几个方面作出分析。
一、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超越，其基础根本支撑在确立新政治观
任何主义或信仰，要赢得追随者，必须不断发展完善理论，以真理的力量说服人。这方面事例很多。且不说中国革命成功，仅以罗马天主教的发展来说明。为什么其把奥古斯丁尊为教父，源于其理论贡献。在罗马天主教出现信仰危机之时，奥古斯丁以理论突破化解了危机。人们因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怀疑上帝并非全知全善全能，奥古斯丁以“人类滥用了选择权”为上帝开脱，以“重回伊甸园”来消除原罪、强化信仰。又有人提出上帝如果设计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人类，就可以避免人类因原罪而来的无尽痛苦，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奥古斯丁以“流溢说”来回答，并且强调上帝有能力创造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人，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不能设计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上帝，那样就没有了上帝，没有上帝后的人类注定因失去灵魂归宿而进入痛苦的轮回，等等。
正是一批神学大师不断推进神学理论的发展，再加上宗教改革，从而保证其拥有持久的魅力、吸引力。中国作为以政治信仰引领社会的国家和民族，对政治理论的依赖性远大于宗教信仰，因为宗教属于封闭的精神世界，并且疑者不入，入者不疑，政治信仰则不同，这是一个开放的精神世界，允许置疑，并且是在置疑过程中推进真理，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有强大的理论勇气，以理论创新保证党的影响力，任何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最终导致的一定是对党的影响力、领导能力的削弱。那么，当前理论创新的重点或突破口在哪里？在于确立与执政相适应的现代政治观，惟此才能有效解决信仰危机的问题，才能找到一个民族和政党的终极追求与精神归宿，同时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拥有科学指导。
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冷战结束，由此带给我们的最大冲击是精神系统，既然原有的被打破，就必须建设新的，倘若不能有效建立，结果必是信仰缺失和民族凝聚力下降。这个问题如果具体到精神力的激发更为清楚，以往我们的精神力量主要产生于政治制度和阶级关系，途径和方法是仇恨教育，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改变，又由于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推进，“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仇恨教育已经失去了基础和支撑条件，坚持传统做法，必存在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相对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对于依法治国的理念，显然不合时宜，亦与世界潮流，与党的现实理念相左。如果认定“阶级斗争熄灭”，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已是无阶级差别的伙伴关系，成为利益悠关方，找到一致的价值追求，那么现实的政治观和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不吻合的，更无法给予有效支持。
所以，实现政治观上的突破，保证理论照应现实越来越重要。一定意义上，重新界定和诠释政治已经成为最现实、最重大的理论命题，这个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超越自我，最直接的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从现实看，我们的所有体制改革都受理论的制约，大量社会矛盾追溯下去都达至理论。美国人作出过这样的分析：“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发展，使不少人得益，整体国民生活水平比三十年前大有提高。同时，原有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制度机制越来越受到各种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质疑甚至挑战。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不满，都认为政府对自己的照顾不够，不满越来越多。这不光是草根的弱势群体和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既得利益集团和富人们也对现有的社会契约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于前者来说，眼前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满，而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个体和群体的上访、抗议。对于后者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表达没信心的一个方式是用脚投票‘跑路’”（《纽约时报》中文网载文《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中国？》）。多个问卷调查表明，目前中国的亿万富豪多数已经和准备移民，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归结起来，我们要克服制度性问题，必须在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现代政治观的指导，否则将无法推进，强行突破很可能带来党的执政危机与社会危机。
二、世界由政治制度博弈进入以核心价值观博弈为支点的时代，必须找到新的精神力的增长点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终结、文明的冲突、核心价值观博弈等思潮渐成主流，这些思潮的本质或焦点，在于当今世界国家博弈已经由以政治制度为核心向以核心价值观和文明程度为核心方向迁移。这必然给我们提出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社会的精神力量还是源自政治斗争或阶级对抗理论，尽管话语系统已经不再是这样，但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并没有真正改变。问题是整个世界的政治生态已经不再支持原有的精神力的激发途径和方式，也就是说，虽然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消除，但在国家范围内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问题在于我们又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借助宗教信仰来获得精神力量，这就决定了必须寻找新的精神力的增长点。既然世界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那么新的精神力的增长点很重要的反映于建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
